美國副總統范斯高喊「以柯克之名」，全面清剿「左翼恐怖運動」！《經濟學人》揭露政治極化現況：極右翼暴力規模更大、更致命

美國右翼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上週在猶他大學演講時遭槍殺，震動全美。副總統范斯與白宮官員隨即將矛頭指向左翼「恐怖運動」，誓言要「以柯克之名」全面清剿。然而，《經濟學人》9月12日指出，美國近年政治暴力仍以右翼為主，左翼雖有上升，但規模與致命程度都遠不及極右攻擊，常見目標則包括政客、示威者與政府機構。專家提醒，政治暴力的惡化並非規模變大，而是兩對立加深，分裂的社會氛圍推動更多人為博取關注而選擇政治攻擊。

白宮揚言「以柯克之名」，清剿左翼恐怖份子

美國右翼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9月10日在猶他大學演講時遭到槍殺，消息震動全國。警方經過兩天追捕後，逮捕22歲的嫌犯泰勒・羅賓森（Tyler Robinson）。他來自共和家庭，被州長斯賓塞・考克斯（Spencer Cox）形容持有左翼觀點，但未提供進一步細節。

在兇手意圖仍不清楚的情況下，白宮官員與副總統范斯（JD Vance）已迅速將矛頭對準左翼。《半島電視台》報導，這番表態出現在9月15日播出的柯克播客節目上，節目由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主持，多名政府官員輪番發言。

白宮副幕僚長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節目中強調，這起暗殺案是「有組織的恐怖攻擊」，並揚言要「徹底剷除這些恐怖網絡」。他進一步表示：「我們一定會行動，以查理（柯克）之名。」

副總統范斯同樣用強硬語氣宣示，政府將鎖定「煽動、促成並參與暴力的非政府組織網絡」，把這起案件當作對左翼運動的戰爭。雖然警方表示，這起案件是嫌犯單獨行動，具體動機尚未查明。

柯克是美國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的創辦人，與川普及范斯關係密切。范斯在節目上高度讚揚柯克，稱他是「我遇過最聰明的政治操盤手」，並直言川普當選總統、他自己當選副總統，都少不了柯克的幫助。

白宮揚言要「清剿左翼恐怖運動」的言論，在案件細節尚未釐清前便急速升溫，讓不少川普政府的批評者感到擔憂。他們認為，白宮的行動可能是為了打壓異議製造藉口。

如何定義政治暴力？右派比左派更危險？

曾多次成為槍擊目標的總統川普，也將暗殺柯克的矛頭指向「激進左派」的政治暴力。但《經濟學人》指出，要判斷一場攻擊算不算「政治暴力」，往往帶有高度主觀性。分析者必須先界定事件是否帶有政治目的，接著再替施暴者或受害者貼上意識形態標籤，這些判斷本身就充滿爭議，數據背後也往往反映了不同研究機構和研究者的政治傾向。

辛辛那提大學「檢控計畫」（The Prosecution Project）便是一個主要的統計來源。這個研究計畫檢視刑事訴狀、起訴書和法院紀錄，找出那些「意圖推動社會政治變革，或要對外傳遞訊息」的案件。

計畫主持人洛登索（Michael Loadenthal）表示，左右兩邊都有激進分子動用暴力，但從數量來看，右翼的攻擊事件更多。不過，數字並不代表嚴重程度。2001年，右翼暴力案件數量確實超過伊斯蘭主義者，但當年911襲擊奪走近3,000條人命，遠遠超過其他事件。

其他研究也印證了類似趨勢。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的杜蘭（Celinet Duran）研究1990至2020年間的政治暴力，雖然左翼暴力在這段時間逐漸上升，但極右派攻擊遠比極左派頻繁且致命。反誹謗聯盟（ADL）的數據同樣指出，過去十年，美國76%的極端主義謀殺案由右翼分子犯下。

然而，許多暴力事件難以單純歸類為左翼或右翼，施暴者往往留下複雜交錯的怨恨痕跡，可能出於個人、政治或宗教，有些人更明顯帶有精神疾病問題。

ACLED（武裝衝突地點與事件資料專案）將政治暴力定義為「出於政治目的或影響而使用武力」。統計顯示，自2020年以來，美國已有373人死於此類事件，今年截至目前則有37起死亡案例。這些案件從隨機槍擊到明確的政治攻擊都有，包括今年7月一名男子在紐約職業美式足球聯盟（NFL）總部開槍殺死四人，指控聯盟害他腦傷，以及華府以色列大使館兩名員工遭槍殺。

分裂的社會氣氛是暴力的溫床

除了誰最常動手，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誰最容易成為目標？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非國家行為者透過暴力，藉由製造心理衝擊來達成政治目的」。研究顯示，美國攻擊與陰謀最常鎖定的，是像柯克這樣的政治活躍人士與街頭示威者，其次是政府，包括政客與公務員。CSIS指出，近五年也頻發隨機槍擊案件，例如2022年紐約水牛城超市大屠殺。

CSIS的數據顯示，在經歷2000年代初的低潮後，針對政府（包括政客和公務員）的恐怖攻擊與陰謀再度升高。尤其是帶有政動機的暴力事件最為明顯：2016至2025年間共有25起，而在此之前的22年間僅有2起。

針對政治人物的「威脅與騷擾」也在攀升，根據國會警察的調查，2017年針對國會議員的威脅不到4,000起，2024年卻已超過9,000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也在年終報告中警告，對聯邦法官的威脅正快速增加。

地方層級的官員同樣難以倖免，普林斯頓大學「分歧橋接計畫」（BDI）資料顯示，2024年地方官員遭遇的威脅與騷擾達到600起，比前一年增加14%，比2022年更暴增74%。七成以上的地方官員認為，受到的敵意與他們支持的議題直接相關。兩成官員更坦言，這些威脅讓他們不敢再碰爭議性政策，甚至打消連任念頭。

《經濟學人》指出，其實只有不到一成的美國人表示支持政治暴力，左右兩派差異不大。但在一個槍枝氾濫的國家，這依然意味著數百萬人可能默許，甚至有人會付諸行動。柯克本人就是擁槍權的支持者，曾說過某些槍擊事件是維護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擁槍權）的「代價」，但他並沒有鼓吹政治暴力，反而熱衷於公開辯論。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者梅森（Lilliana Mason）指出，即使數字看起來驚人，當前的政治暴力規模仍遠低於1960年代。差別在於，如今的攻擊往往直接鎖定政治人物，動機多半不是推動理念，而是博取關注。「很多人本來就有暴力傾向，只是現在的政治氛圍，讓他們把矛頭對準了政治人物。」

她同時強調，1960年代雖然社會運動暴力頻繁，但並非出自政對立：「那時並不是民主人在一邊，共和人在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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