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演「零元購」外送大戰，其實是場「甜蜜毒藥」式的經濟行動

文：劉哲廷

在中國，奶茶可以免費送上門。這是一個關於慷慨的錯覺的故事。它看起來像是一個消費者勝利的時刻：點開外送平台，支付零元，還能用「搶購」的語氣跟朋友炫耀手速之快。有人會截圖發朋友圈：「今天又薅到羊毛。」

可是，奶茶不會憑空生出來，外送員不是義工，店家也不是公益組織。這杯零元奶茶的成本，不會消失，它只是被轉嫁到別的地方—店家的虧損、外送員的過勞、平台的燒錢、未來價格的上漲，以及，街角那家關門的小店。

如果你仔細去看，中國的「外送大戰」並不是關於消費者得了多大的便宜，而是一次教科書級的「內捲經濟」案例：所有人都被迫跑得更快，卻沒有人真正向前。

便宜的幻覺

外送平台的低價補貼戰，表面上是為了「回饋用戶」。一杯人民幣三、四十元（約新台幣127~170元）的奶茶，可以零元購得，甚至十元（約新台幣42元）以下成為「新平均價」。

消費者以為自己佔到便宜，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價格並非市場自然形成，而是平台資本刻意製造的異常低價，用來鎖定消費習慣。

這是一場「甜蜜毒藥」式的經濟行動。資本先用補貼養成你的依賴，等市場被清空競爭者，壟斷地位建立，再反向提價。屆時你已經習慣點開這個平台，街角的小店早被淘汰，根本無路可退。

在經濟學裡，這叫「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它的關鍵不是便宜，而是後續漲價的空間。當你一次次被「零元購」刺激到心跳加速，你其實不是在省錢，而是在為平台未來的高價鋪路。

而「便宜」還有另一層心理作用，它會讓人忽略浪費。一杯零元奶茶，不喝完也沒關係，反正不心疼。於是才會有大量「幽靈訂單」：下單自取，卻根本沒去領，最後店家只能倒掉，一天數十杯。有時候，浪費本身就是低價戰的副產品。

店家的被迫參戰

對店家來說，外送大戰像是一場「沒有退出鍵的遊戲」。平台規則很簡單：不參加補貼戰，就會被演算法降權、流量封鎖，讓你的店從消費者視野中消失。

於是，即便每單都要倒貼成本，店家也得硬著頭皮跟上。這不是「市場競爭」的自由選擇，而是數位壟斷下的強制參與。

分潤制度更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平台補貼看似「自己掏錢」，實際上只出一部分，其餘由店家吸收。例如，減十元的優惠券，平台只負擔三元，七元由店家買單。補貼規模一擴大，店家的讓利壓力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經濟學上，這是一個「囚徒困境」。每個店家都明白低價競爭會傷害整個行業，但如果自己不降價就會被淘汰，於是所有人只能一起墜落。

這種局面並不只發生在外送業。中國的酒店業、健身房、共享單車，也都經歷過類似的「補貼—壟斷—漲價」循環。唯一的差別是，餐飲行業的原料會過期，庫存壓力更直接、更致命。

外送員的極限賽跑

平台補貼戰帶來訂單的爆發式增長，卻沒有帶來收入的同比提升。外送員必須用更多的時間與身體去換取同樣的報酬。

外送員的勞動環境本來就缺乏保障，沒有固定底薪，沒有工傷保險，加班費這種東西更是奢侈。他們的風險完全被個人化，平台則只需在後台數據裡查看「訂單完成率」。

這不只是體力上的透支，也是心理上的高壓。隨時盯著倒數計時的訂單介面，像是在跟秒針賽跑。每一秒都值錢，每一秒也都可能帶來危險。

如果說，外送平台是數位時代的「碼頭」，那外送員就是沒有工會、沒有港口規範的苦力。他們唯一的保障，是自己的身體－－而這正是最容易被磨損的資本。

消費者的雙重身份

消費者在外送大戰中，同時是受益者與買單者。短期內低價補貼讓人覺得「幸福來得太突然」，但長期看市場壟斷後價格會反彈，優惠會消失，最終還是你在為之前的便宜付高價。

這種「先甜後苦」的商業模式，早已在其他行業上演。共享單車時期，曾有過「一元騎一個月」的瘋狂優惠；幾年後，價格漲到每小時數元，且押金難退。網約車平台也是如此，先用補貼讓你放棄地鐵和公車，等形成依賴，再提高起步價。

更隱蔽的，是價值觀的改變。當你習慣了一杯奶茶只要幾塊錢，就會覺得它「本來就不值錢」。這會反過來壓低對勞動的尊重。做奶茶的不值錢，送奶茶的也不值錢，因為在你的手機螢幕上，它的價格就是那麼低。

這種價值觀扭曲，會慢慢滲透到整個社會的勞動市場，讓人更容易接受低薪與過勞，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東西應該便宜」。

內捲的文化邏輯

「內捲」一詞在中國的流行，不只是對經濟現象的描述，也是對生活狀態的自嘲。它形容的是一種無法向外拓展的競爭：大家投入更多，但成果並沒有擴大。

外送大戰就是「內捲」的經典縮影。平台、店家、外送員、消費者，全部被捲入同一個封閉系統，沒有人能真正退出，只有不斷加速直到力竭。

這種邏輯在教育行業尤為明顯。家長明知補習班會讓孩子壓力大，但如果別人家的孩子都在補習，自己不補就怕落後。結果全社會的孩子都在補習，分數曲線整體上升，但沒有人因此變得更輕鬆。

互聯網公司加班文化、直播帶貨的流量軍備賽，也是一樣的結構：投入與回報脫節，時間和精力被消耗在不斷的「加碼」中。

政府的角色與局限

中國當局對外送大戰的態度，看起來既關切又無力。一方面，它公開批評「低價內捲」的危害，並兩度約談平台；另一方面，零元活動依舊堂而皇之出現在各大平台。

原因之一是平台已經不只是商業公司，而是城市治理的合作夥伴。它們掌握大量用戶數據、配送網絡、即時流量入口，這些能力在行政管理上也有價值。這讓監管在處理商業競爭時，不可避免地顧慮到其他利益。

這種結構關係，讓監管容易流於「喊話」而非「懲罰」。而當懲罰不足以改變平台策略時，低價戰就會像季節病一樣，隔一段時間就復發一次。

從「便宜」走向「昂貴」

外送大戰是一個成本轉移的故事。今天的低價是未來高價的伏筆，今天的補貼是明天壟斷的種子。

當小店被淘汰，平台成為唯一的選擇，你再想回到過去的價格與多樣性，就已經不可能了。那時候，生活成本上升不只是價格的問題，而是你沒有替代方案的問題。

便宜只是表面，昂貴才是本質。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為什麼這麼便宜」，而是「誰為這個便宜買單」。當一個商品的價格低於成本，差額一定是由某個環節的弱者承擔的。

如果你看到外送員闖紅燈穿梭車流、看到店家倒掉一桶桶飲料、看到小店鐵門落下最後一次，那就是那杯零元奶茶的真實成本。

市場不是天生殘酷的，它只是按照規則運行。當我們接受了「便宜優先」的規則，就等於接受了「代價不可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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