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原住民議題由上屆大選焦點淪為「燙手山芋」

前往昆士蘭遠北小鎮雅拉巴（Yarrabah）的路途上，很難想像澳洲即將舉行全國大選。

當你開車經過甘蔗田並沿著蜿蜒的濱海公路行駛時，在澳洲其他地區隨處可見的候選人競選海報，在這裡完全沒有蹤影。

進入這個位於凱恩斯附近的小型原住民社區時，映入眼簾的只有棕櫚樹海岸旁的漁網，與一輛販售冰淇淋、為了閃避在街上游蕩的野馬與野狗而急促搖鈴的卡車。

「真的很奇怪，」雅拉巴鎮「古琳尼·耶拉穆卡健康服務中心」（Gurriny Yealamucka Health Services）執行長蘇珊·安德魯斯（Suzanne Andrews）說。「我們完全沒看到競選標語，沒有人（候選人）來造訪。」

這位來自賈魯族（Jaru）、布努巴族（Bunuba）與巴爾迪族（Bardi）三個原住民族群的女性，看著兩大領袖在電視上辯論，對他們未提及任何有關原住民的議題感到失望。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住民佔澳洲2600萬人口的約3.8%，在大多數社會經濟指標上屬於最弱勢族群。歷屆領袖皆表明，這是「國家的恥辱」。

然而，在這次選戰中，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與反對領袖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幾乎未曾觸及原住民議題。

唯一引起關注的例外，是達頓在最後一場辯論中表示「歡迎儀式」（由當地原住民代表對活動在其傳統土地上舉行表示接納與允許的儀式）太頻繁，應該減少舉行。

這是達頓罕見地在競選中談論原住民議題，但他不是在討論原住民所面臨的困境，而是將話題置於一場文化戰爭的脈絡中。

專家與倡議者指出，政治人物避談原住民議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類議題過於具爭議性，對選舉帶來的風險太高，尤其是在2023年「國會原住民之聲」公投失敗後。

這項受到阿爾巴尼斯大力支持的提案，原希望在憲法中承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的地位，給予他們更大的政治話語權，卻被60%的選民否決。

反對者批評，這將加深社會分裂，製造「特權公民」，提案中建議設立的諮詢機構將拖慢政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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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前，不論支持與反對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皆曾向BBC表示，希望這場辯論能激起更多改善原民生活的政策。

安德魯斯女士是其中之一。但現在，她感到悲傷。她認為公投之後，現在政為了安全起見，開始迴避「燙手的原住民議題」。

即便是當初反對公投的人，也同意這個觀察。

知名反對派人士沃倫·蒙迪（Warren Mundine）在公投當晚向BBC說：「現在艱苦的工作才真正開始了。」

18個月過去，他指出無論政治光譜哪一邊，政客們都對原住民議題冷漠以對。「這次選舉最令人難過的地方之一就是：不論『原住民之聲』是否通過，我們其實都有工作要做。」

「現在的情況是，這是我經歷的選舉中，可能是首次完全沒有討論原住民政策的選舉。一片寂靜。」

維多利亞州獨立參議員莉迪亞·索普（Lidia Thorpe）向BBC說：「尤其是阿爾巴尼斯，因為他推動的那場原本就不該舉行、而且最後失敗的公投，現在連提我們都不敢。」

索普領導的「黑色主權」運動（Black Sovereign movement）反對「原住民之聲」，主張應優先推動原住民與澳洲政府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她說：「以前雖然我們常只是句尾的附帶詞，至少還會被提到。現在連這都沒有。」

「這次選舉本可以成為兩位領袖團結國家的真正契機，揭示我們族人所面臨的困境。他們需要說出真相：這些不公仍在延續。他們需要說出真相：他們有能力改變這一切，將情勢扭轉。」

自2008年起，澳洲政府推行「縮小差距」（Closing the Gap）計劃，每年追蹤18項指標以改善原住民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劣勢。

然而，最新評估發現，僅有4項目標進展順利，有4項甚至惡化，例如原住民囚禁率在一年內上升了12%。

儘管數據不樂觀，悉尼大學羅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教授指出，由於公投在許多工票倉選區也遭否決，如今再談原住民議題，在選舉上可謂「自尋死路」。

他指出，反對在廣告中把這場被稱為「浪費」的公投（估計耗資超過4億澳元），與當前的生活成本與經濟困境一起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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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認為，2025年這次選舉對原住民議題的忽視，其實並非特例，而是過去多年這個議題受到特別多的關注，現在只是回歸以往常態。

他說：「不是說大家不該關心這些問題，而是整體來看，選民並不特別關心。」

澳洲國立大學的最新研究顯示，2024年初至2025年初，認為政府應負責縮小原住民與其他國民生活差距的民眾比例大幅下降。

該大學的尼可拉斯·畢德爾（Nicholas Biddle）教授指出：「（工與反對）在相關政策上的關注不足，反映出澳洲選民普遍不把這視為優先議題。」

獨立議員鮑勃·卡特（Bob Katter）則說得更直白。

他曾在1980年代擔任昆士蘭州原住民事務部長，如今表示自己「每天睡前」都會想到原住民的困境。

他告訴BBC，他支持讓原住民擁有更多自主治理的權力，並長期倡議擴大他們對可耕地與漁權的使用權。

不過，他也坦承，在競選期間他並不談這些議題。

「身為一個必須贏得選票的政治人物，我不敢提，」他對BBC說。

對許多原住民而言，這樣的說法很難接受，特別是在那場公投對雙方支持者都造成沉重傷害的背景下。

悉尼科技大學上月發表的報告指出，「原住民之聲」公投導致針對原住民的敵意與種族歧視顯著上升。在公投前後約六個月內，共記錄了453起「經查證」的種族歧視事件。

大約五分之一的投訴內容提到了這場失敗的公投。

該報告的特邀作者林登‧庫姆斯（Lindon Coombes）教授在引言中寫道：「儘管社會對建國與平反歷史錯誤等理念投注了大量思考與辯論，但種族歧視的暗流始終存在。」

「這正是它隱蔽且可怕之處。」

在亞拉巴，安德魯斯女士談到這裡突然紅了眼眶。她說，她的兩個女兒在布里斯本唸大學，在公投之後遭到恐嚇，還被人說了「太多充滿種族歧視的話」。

「對那些離開部落改善生活的年輕人這樣做，實在太過分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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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表示，造成傷害的不只是種族歧視的加劇，還包括公投前整場辯論的語氣與激烈程度。

沃倫·蒙迪說，他參與了這場帶有毒性、極端對立的全國性討論，結果讓他覺得自己與社群漸行漸遠。

「我被董事會踢出去，丟了工作……被排擠了。」

來自卡米拉羅伊／戈梅羅伊族（Gamilaroi/Gomeroi）的心理學家、「黑狗研究所」（Black Dog Institute）原住民策略總監克林頓‧舒爾茨（Clinton Schultz）表示：「長時間成為各方討論的焦點，讓人身心俱疲，也對人們的社交與情緒健康造成極大傷害。」

「這場公投的後遺症，是讓很多人如今不願再參與任何相關辯論。」

來自北領地、屬於庫倫比里金—丹加拉巴—提維族（Kulumbirigin Danggalaba Tiwi）的米莉瑪‧梅（Millima May）在2023年告訴BBC，所有原住民真正想要的，只是「在影響自己生活的決策中擁有一席之地」。但現在，社群中有一些人做出了「戰術性」的選擇，選擇「保持低調」。

她說：「我認為現在有很多原住民選擇退出政治領域，以及所謂的澳洲民主制度。」

「如果我們能相信政治領袖與候選人能進行具層次、建基於事實的對話，那麼我們就能用一種彼此尊重、讓人感到安全的方式來討論這些議題。」

「但這絕不是當前澳洲政治的運作方式。」

蒂法妮‧特恩布爾（Tiffanie Turnbull）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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