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為何台灣對中國的民意分歧，成為第一島鏈的例外？

近年來，中國在亞洲的地緣壓力日益升高，第一島鏈各國的民眾對中國普遍抱持負面觀感，這在日本、韓國、菲律賓與越南等國皆有清楚表現。然而，一個令人矚目的例外出現在台灣：儘管面對中國最直接且持續的軍事與政治威脅，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卻並不一致，反而呈現高度分歧。

外交現場的提問：台灣的矛盾態度

日本前駐中國大使垂秀夫在訪問台灣時直言不諱地提問：「為什麼第一島鏈的人民普遍反中，但台灣卻意見分歧？」這個看似單純的提問，背後卻反映出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與社會心理交叉的難題。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4）的調查，日本有 87%、韓國 80%、澳洲 83% 的民眾對中國抱持負面態度，連在東南亞的菲律賓也高達 69%。但台灣，根據 2025 年「雨晴民調」，在「若台灣須於美中間選邊」的提問下，僅 45.6% 選擇美國，16.9% 選中國，37.5% 則表示不選邊。

這樣的結果與周邊國家的「集體敵意」大相逕庭，也讓台灣在第一島鏈中，顯得格外特立獨行。

為何他國已內化「中國威脅」？

在日本、韓國與澳洲等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已不僅是政府政策，更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這種「內化的敵意」有其歷史過程。從 2016 年以來，中國在南海與東海的軍事活動、疫情期間的戰狼外交，以及近年來對澳洲與立陶宛的經濟報復，使這些國家的社會普遍將中國視為違反國際規則的「制度破壞者」。

這種社會認知的轉變，不再需要針對每一次事件辯論是非，而是直接將中國視為風險來源。這就是所謂的「敵意社會化」現象。這不只讓外交政策更強硬，也賦予「對中警戒」以道德正當性。

台灣的例外：心理裂解與行動遲滯

相較之下，台灣面對中國的軍事壓力、認知作戰與經濟威嚇，卻未形成明確一致的敵我認知。

2025 年的雨晴民調顯示，在模擬兩岸戰爭情境下，僅有 13.1% 的台灣人表示願主動抵抗，30.8% 表示會聽從政府指示，卻有高達 37.3% 表示「什麼也不會做」。這類被動或冷感反應的背後，其實反映出一種對戰爭後果的絕望、對體制的不信任，甚至對整體社會是否會團結一致的懷疑。

當被問及「台灣人會不會抵抗」時，只有不到 25% 的人有信心相信會發生。這種缺乏對集體意志的信任，使得民眾即便認知「應該」有所行動，卻在「他人是否也會」這一層失去了信心。

這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裂解」：忠誠與懷疑並存，主動與逃避交錯，成為阻礙台灣社會一致動員的核心瓶頸。

敘事的分裂：政語言與外部滲透

台灣民意的分歧，也與政敘事的競爭有密切關聯。民進長期以「民主 vs 威權」作為對中立場的價值軸線；國民則主張「和平、經濟、理性」，傾向務實與風險控制。

兩者對同一件事的詮釋截然不同。例如，同樣一場解放軍軍演，一方視之為侵略前兆，另一方則認為是雙方互相挑釁下的常態結果。

更複雜的是，這些分歧並非純粹內部生成，而是受到中國對台「認知作戰」的推波助瀾。媒體代理人、社群操作與資源滲透，使政語言的分裂效果被進一步放大，並深植於不同年齡層與社群網絡，形成「立場分裂」與「認知分裂」的交疊現象。

結語：台灣不是例外，而是尚未完成

總結來看，台灣之所以成為第一島鏈中的「例外」，其實反映的不是中國威脅的強弱，而是台灣社會內部仍在建構「威脅共識」與「國家想像」。

其他國家早已完成國族建構工程，敵我邊界清晰，國民對國家認同也能轉化為集體行動。而台灣仍存在族群、歷史、世代與意識形態等多重認同張力，使得「對中態度」無法內化為一種跨社會的共識行動。

從某個角度看，這也是台灣民主多元的體現；但若無法進一步整合出共識基礎，當外部威脅升高時，社會反而容易出現裂解而非團結的結果。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也許不只是面對中國，而是如何完成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社會」的內部建構，讓認同、責任與行動得以穩定連結。這是一場關乎存續的社會工程，也是我們這一代人不能迴避的時代命題。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