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創辦人陳永興：柯文哲與黃國昌的轉變令人沉痛

陳永興／醫師、《民報》創辦人

日治時代–第一代台灣知識份子創辦《民報》和〈民眾〉

1920年代，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接觸了西方文明的洗禮，民主、自由和人權思想、民族自決和社會主義等思潮。也激起台灣知識分子的共鳴。當時的前輩蔣渭水、蔡惠如、蔡培火、林獻堂等人組成「文化協會」，展開台灣人民自覺運動，舉辦文化講座，更於1923年4月15日創立《台灣民報》成為文化協會的刊物。蔣渭水曾在《民報》提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反抗殖民統治，甚至於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聯合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以及學生運動，對抗殖民集權統治。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之後，這些運動遭受鎮壓及解散，許多前輩甚至坐牢身亡，這是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命運。

228大屠殺–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

1950年代，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換來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的軍事佔領。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很快發現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以及缺乏法治人權觀念，又充滿省籍差別待遇。當時的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再度發行《民報》，批評時政，反映台灣人民心聲。不少知識分子如王添灯等也為民喉舌，爭取台灣人的權益都在228時遭受殺害。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當中，國民政府大量逮捕台籍菁英，如施江南、郭章垣、張七郎、湯德章、吳鴻麒、王育霖、潘木枝、陳澄波……等全遭殺害。接著進入戒嚴時期，許多白色恐怖案件殺害許強、郭琇琮等知識份子，又逮捕無數知識份子長期監禁，造成長達39年的獨裁集權統治。僥倖未遭殺害的知識份子試圖突破禁、報禁，如雷震、傅正、郭雨新等也受迫害，而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也被判刑入獄，最後彭明敏潛逃出國流亡海外，成為黑名單人士，這是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

第三代台灣民主運動 歷經艱難初現曙光

時間來到1980年代，長期被壓抑的台灣知識分子又展開第三代的台灣民主運動。外雜誌紛紛創刊，外人士串聯參選，並試圖組。美麗島雜誌社以政團形式動員群眾遊行示威，被鎮暴部隊鎮壓，隨後有黃信介、張俊宏、呂秀蓮、姚嘉文、陳菊、林弘宣等人遭受逮捕，甚至爆發林義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慘遭殺害。但是，第三代海內、外知識分子持續努力，終於促使戒嚴解除、禁、報禁開放，進而由李登輝主導「國是會議」，海內、外知識分子合力通過「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黑名單」。海外異議分子彭明敏得以返鄉參選總統，海外台獨人士張燦鍙、蔡同榮、陳唐山……等也得以返台參政，甚至陳水扁當選總統造成了政輪替。我自己身處第三波台灣民主化過程，也扮演了參與外雜誌、接任台灣人權會長救援政治犯、推動228平反運動、籌備及參與國是會議、擔任國大代表推動修憲、代理民進主席、參選花蓮縣長及立委等不同角色。

傳承歷史使命再辦《民報》 以反映人民心聲

在2014年4月15日，紀念《民報》91年的創刊日，我又邀請了許多醫界、文化界、學術界、企業界朋友共同集資成立了「民報股份有公司」，發行了《民報》。這是歷史上《民報》的第三度發行，代表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承。發刊時我們提出日治時代的《民報》發刊詞說：｢民報達民情，民權任你評。｣、｢民心真未死，民族自增榮。｣勉勵我們的工作同仁，以媒體專業倫理自我要求，反映台灣人民心聲，追求台灣主權獨立和社會公平正義，維護人權，提升文化品質為理想。當時《民報》成為台派政論的園地，也擴及醫療、文化、台語文、藝術、國際關係及經濟領域的文章。我們從未違背《民報》的傳統精神，也一貫堅持媒體的專業自律。

但在沒有任何財團和政治派的支持下，我們連續虧損了八千萬的經費，終於決定於2018年12月31日解散了「民報股份有限公司」，只留下「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沒有再聘請工作人員，只剩下劉志聰總編及一位基金會秘書將台派主筆的文章放上《民報》網站供人閱讀，如此苦撐將近兩年，又賠了將近一千多萬的經費，只好忍痛停刊。基金會也出版了幾本《民報政論選集》以及《民報人物選集》，還有《邱垂亮教授紀念文集》，作為主辦《民報》的歷史紀錄。

打過美好一仗 期待第四代知識份子奮起

在《民報》結束後，我從未尋找過任何財團或企業界人士求售《民報》，因公司既已解散，我覺得《民報》就回歸台灣歷史，而且我認為《民報》是屬於台灣社會的公共財。我只曾為文呼籲，希望有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能繼承《民報》精神，繼續將《民報》這樣值得珍惜的媒體延續下去，為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人權和台灣人的尊嚴繼續努力。後來太陽花學運出身的黃國昌老師來找我，說如果他能找到一批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願意接辦《民報》，我是否贊成？其實，我發行《民報》那一年（2014年）正好就是發生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們《民報》是第一家報導學生衝進立法院的媒體。我們的記者當時用隨身攜帶的iPad，用夾腳拖撐住，做了現場實況轉播，當時是第一張傳出來的太陽花學子攻占立法院的照片，《民報》當時也發行快報，特別做了詳盡報導。所以當黃國昌老師來找我時，我樂觀其成，就鼓勵他和年輕人來將《民報》延續下去，發揮《民報》的台灣人知識分子犧牲奉獻、為台灣發聲的傳統。

我真的沒有想到，當時的黃國昌會變成今天的黃國昌這種樣子，在黃國昌擔任時代力量主席的時候，我們有很多朋友還支持他，希望時代力量能扮演台灣本土反對的角色，發揮制衡監督的力量。我也在時代力量成立的募款餐會上去為他們義賣籌款。就如同柯文哲醫師當初出來要競選台北市長時，我和許多醫界的朋友覺得他是一股清流而給予支持，我們也幫柯文哲募款，沒有想到後來柯文哲成立「民眾」之後會變成今天這種樣子。有時候我們這些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無怨無悔的老朋友，不禁感慨是我們錯了？還是他們變了？

《民報》和〈民眾〉屬台灣人歷史公共財 未竟的理想值得嚴肅看待

自從我主持的《民報》停刊後，《民報》似乎歷經了四次不同團隊經營。但我從來不曾過問是誰在做、請了什麼樣子的人擔任總編輯或記者，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民報》是屬於誰的。我認為《民報》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公共財、是社會公器。就像「民眾」一樣，如果能認同《民報》和〈民眾〉的創立宗旨，珍惜台灣知識分子的傳承，發揮台灣人自主的尊嚴和精神，這樣來接手《民報》或〈民眾〉才有意義。如果不能傳承或不認同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情操，那大可另行取名，不需去讓《民報》和〈民眾〉受到汙名化。以今天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要組織新的政或新的媒體是很容易的事，也不需要去背負歷史的責任和壓力。

我最後只能說，今天黃國昌和柯文哲所引起有關《民報》和「民眾」的種種不可思議爭論，值得社會大眾共同思考，尤其在面對中國文攻武嚇大肆滲透台灣社會的威脅下，國內又朝小野大的國會動盪不安，國際關稅貿易戰造成經濟危機，2010年代太陽花學運後的知識份子或今天所謂的年輕『小草』朋友，是否能了解百年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百年來台灣人未竟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標能否實現？事實上，、政、軍退出媒體早已是台灣社會的共識，媒體作為公正監督的第四權，是否值得大家共同珍惜維護，媒體不該成為政爭的工具，《民報》和「民眾」都是台灣歷史的遺產，也是台灣社會的公共財，我想這是台灣知識份子共同的責任，也是我們要嚴肅反省的課題。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原標題為：百年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從《民報》和〈民眾〉的歷史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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