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創作者的影響力，為何只在某些國家「爆發」？

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最新發布的《Mapping News Creators and Influencers in Social and Video Networks》[1]，橫跨 24 個國家、涵蓋多個社群與影音平台，研究規模之大，在同類報告中並不多見。然而，若僅就整體結論而言，這份報告並未帶來太多令人意外的新發現：社群平台上，新聞創作者與影響者的重要性持續上升，年輕族群更傾向從個人帳號而非新聞品牌獲取資訊，傳統媒體的守門角色正被削弱。

[1]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news-creators-influencers/2025/mapping-news-creators-and-influencers-social-and-video-networks?utm

真正值得深入思考的，不在於「新聞創作者正在崛起」這個早已被反覆驗證的趨勢，而在於這股力量並非在全球均勻擴散，而是呈現出高度不對稱的國家差異。

同樣是社群平台，影響力卻極不平均

報告中特別指出，在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賓等社群媒體使用率極高的國家，新聞創作者與影響者已成為大量民眾「實際接觸新聞」的主要入口。相對地，在德國、英國、北歐等歐洲國家，即使社群平台普及，民眾仍明顯較依賴傳統新聞品牌。

這樣的差異，顯然不是單靠「平台演算法」或「年輕世代偏好」就能解釋。它反映的是各國新聞制度、媒體信任結構與公共溝通文化的長期累積結果。

為何「全球南方」更依賴新聞創作者？

在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賓等國家，新聞創作者的影響力往往建立在三個結構條件之上。

第一，是傳統媒體信任度的長期流失。在政治高度極化、媒體被視為權力附庸或商業工具的社會中，新聞品牌本身早已失去道德優勢。相較之下，個人創作者以「說人話」、「直接對話」的姿態出現，更容易被視為可信。

第二，是社群平台作為主要公共空間。在部分國家，電視、報紙並非全民共享的公共論壇，反而是 Facebook、YouTube、TikTok 承擔了公共討論的核心功能。當平台即是公共廣場，能在平台上被演算法放大的個人，自然就成為「準新聞節點」。

第三，則是新聞生產門檻與資源結構的不對等。當新聞室資源有限、調查與查證成本高昂，個人創作者即便內容品質不一，仍可能因更新快速、敘事鮮明而占據注意力優勢。

歐洲為何仍守住新聞品牌？

相較之下，部分歐洲國家仍顯示出對傳統媒體的相對偏好，背後並非因為「比較保守」，而是制度條件不同。

公共廣播體系的存在，是其中關鍵因素。BBC、ARD、SVT 等公共媒體，長期被視為公共服務的一環，而非單一市場競爭者。這種制度性信任，使得新聞品牌仍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而非可有可無的內容來源。

此外，歐洲多國仍保有相對完整的新聞專業規範與問責機制。即便媒體同樣面臨信任挑戰，新聞機構仍被期待、也被要求承擔查證與責任角色，這使得個人創作者較難完全取代新聞品牌。

這不是創作者 vs. 媒體，而是制度的差異

若將這份報告僅解讀為「新聞創作者正在打敗傳統媒體」，反而會錯失重點。真正的問題是：在不同制度環境下，誰被迫承擔新聞功能？

在制度薄弱、媒體失信的國家，新聞創作者成為替代性公共角色；在制度仍運作的國家，創作者則更多扮演補充、評論或轉譯者，而非核心來源。

這也提醒我們，新聞創作者的崛起，並不必然代表新聞生態的進步。有時，它只是填補了原本應由制度承擔、卻已失能的空缺。

真正缺乏新意的，是我們對制度的忽視

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的這份報告，《Mapping News Creators and Influencers》，的價值，或許不在於它提出了多麼嶄新的理論，而在於它用跨國比較再次證明：新聞的未來，從來不是單一平台或單一角色決定的，而是制度選擇的結果。

如果只看到「創作者變強」，卻不追問「為何某些國家特別依賴他們」，那麼再多的大數據地圖，也只是重複描繪已然破碎的新聞媒體作為公共空間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