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共到重新定位中國

陸委會近日針對中國大陸立法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批評北京強調「民主與專制不能並存」。幾乎在同一時間，民進再度質疑國民「不再反共」，彷彿只要反共聲音不夠大，就等於背叛台灣的民主價值。這些熟悉的政治語言，讓人彷彿回到七十多年前的冷戰現場。

然而，歷史早已改變。民國38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整個世界也經歷了天崩地裂的轉變。當年的「反共」本是戰後自由陣營的共同口號，是對極權、暴力革命與思想專制的反抗；但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這個口號的意涵早已失去時代支撐。今天的民進和國民都停留在歷史的殘影裡。

民進靠反中生存，國民靠反共自我安慰，兩邊都在用冷戰時代的劇本演當代的戲。這正是今日台灣政治最大的困境：理念過時、思維僵化、語言空洞。有人高喊自由與主權，有人懷念反共與復國，但他們共同的問題是——都在對付一個早已不存在的「共產主義中國」。

民進的反中從來不是出於勇氣，而是出於恐懼。那是一種深層的心理畏懼——越喊抗中，越顯示自己害怕。這種恐懼感源於現實的無力：台灣知道自己沒有改變格局的能力，於是用喊口號的方式製造勇氣感。那不是信念，而是焦慮的遮羞布。反觀國民，表面主張維持現狀，實則仍困在舊式反共思維裡，用回憶當信仰，用懷舊掩蓋無能。兩都不敢正視真正的問題——台灣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

台灣的命運，不在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口號裡，而在美國與中國兩股力量的拉鋸之間。美國要的是一個能牽制中國的台灣，中國要的是一個最終能回歸祖國的台灣。台灣自己，既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去抗衡，也沒有外交籌碼去擺脫依附。你想統一也好，想獨立也罷，甚至想維持現狀，都只是主觀願望；沒有任何一方的默許與支撐，現狀根本不存在。這就是台灣最殘酷的真相——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被選擇的命運。

台灣的政治語言依舊滯留在上個世紀。民進把反中包裝成自由正義，國民把反共當成信仰標籤，連許多自稱中間理性的人，也仍然用「共產中國」的鏡片觀察世界。整個社會陷入一種安全卻空洞的姿態：既不真正了解大陸，也不敢誠實面對自己。結果是，我們同時失去了對對岸的理解力，也喪失了對自身定位的自信。

實際上，大陸早已從意識形態國家轉型為一個以民族復興為旗幟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變種：保留的領導，卻引入市場邏輯，讓私人企業、外資、競爭機制在國家框架內運作。那既不是蘇聯式共產，也不是美式資本，而是一種以民族為中心、以國家為核心的新模式。這樣的中國，能同時擁抱資本主義的效率與政治集權的穩定。它複雜、矛盾、卻真實存在。

可悲的是，台灣對這一切幾乎無感。政治人物習慣用「共產」兩字掩飾自己的無知，媒體樂於用「威脅」兩字煽動情緒。久而久之，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思想上的惰性，彷彿只要喊反共，就能證明自己自由；只要罵中國，就能表現自己進步。於是，反共不再是一種理想，而成了一種慣性；反中不再是一種判斷，而變成一種姿態。這是台灣思想最大的悲哀。

重新定位中國，並不是要否定中華民國，而是要讓中華民國重新理解自己——它不是「中國之外」，而是「中國之一」。它代表的是中國的另一種可能，是中華文明在自由、法治、開放環境下的延續。當台灣願意以這樣的自信與理性，重新審視兩岸，不再以「共產」或「敵人」為唯一的認知框架，我們才有資格在這個時代發聲。（作者為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