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的情報政策遺產值得台灣重視

局外人／情報體系觀察者

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於9 月 21 日成立「安倍晉三研究中心」，賴清德總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遺孀安倍昭惠女士、前日本經濟產業大臣甘利明等多位台日重要人士均出席成立儀式，賴清德總統在致詞時讚揚安倍晉三在擔任總理期間促成「四方安全對話」，也持續推動印太同盟、「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等作為，當中賴清德總統提到了安倍晉三和「五眼聯盟」的連結，雖然在細節上有一些不精準之處，不過這點出安倍晉三在情報政策的作為，安倍晉三把「情報」視為日本國安戰略的重要環節，因此探討安倍晉三的情報作為是研究安倍晉三政策不可忽視的面向。

安倍晉三為日本情報界所作的貢獻

研究日本國安戰略的學者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在著作《安倍晉三大戰略》指出安倍晉三在回任總理後延續他第一次任期的政策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制訂 《特定秘密保護法》，不僅為日本國安戰略建立了指揮各部門的司令塔，在情報保全方面也作了強化措施。

這些政策上的作為對於日本情報界而言，是相當正面的發展，對於過往被批評欠缺指揮中樞的日本國安體制來說，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填補了這個空白，而《特定秘密保護法》等法制面的加強，減少美國等盟友在情報合作上的顧慮，有助於日本情報界拓展深化和美國等「五眼聯盟」的情報合作。

除了國安體制的擘畫和相關法律的整備，安倍政權也在2013年伊斯蘭恐怖組織襲擊阿爾及利亞煉油廠和2015年「伊斯蘭國」綁架日本人質等事件造成多位日本公民喪生的衝擊下，於2015年12月設立「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国際テロ情報収集ユニット)，該單位雖然表面上隸屬外務省，卻是聚集數十位公安警察、防衛省、公安調查廳和外務省的情報菁英的內閣直屬單位，由公安警察官僚出身、曾擔任內閣情報官的內閣官房副長官杉田和博，兼任該單位直屬上級「内閣官房國際反恐情報集約室」室長，杉田和博就直接鼓勵該單位蒐集情報範圍不必局限在反恐領域，該單位以反恐為主要任務，但是被日本國安界和情報界視為未來正式對外情報機構的種子單位。

除了前述的興革之外，不可忽略的是安倍晉三的政治盟友町村信孝對於安倍晉三情報政策的影響，以及重用北村滋等公安警察官僚的人事任用。

積極推動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町村信孝

曾經擔任外務大臣、內閣官房長官和眾議院議長，最終因病辭世的資深政治家町村信孝，作為支撐安倍的自民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會長，是從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就積極推動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關鍵政治人物。

他在2005 年擔任外務大臣期間，主持外務省「對外情報機能強化懇談會」提出強化對外情報機能、設置對外情報機構等建言。

這些建言雖然因為往後的政局變化、省廳本位主義、輿論和民意的分歧等因素而未能得到落實。但是町村信孝在卸任外務大臣後始終都堅持相關主張，認為建立對外情報機構是日本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仍然盡力向媒體訴說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必要性。

町村信孝的信念也影響了安倍晉三的情報作為，「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国際テロ情報収集ユニット)就是安倍晉三延續町村信孝遺志的政策。

安倍的「黒子」北村滋

安倍晉三重用公安警察背景者執掌情報界決策層，除了前述公安警察官僚出身的內閣官房副長官杉田和博，他拔擢北村滋出任內閣情報官，給日本情報界帶來新的變化。

對於台灣公眾來說，對北村滋的印象十分模糊，最多就是只記得北村滋以前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身分在2023年12月26日訪台時，接受時任總統蔡英文贈勳表彰的新聞。

然而北村滋並非單純的情報官員，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出身情報體系的北村茲就在於從情報角度輔佐安倍，有時還執行安倍賦予的某些特殊任務。」安倍借重北村滋長年在國際情報圈的人脈關係，作為日本對外戰略的「黒子」在情報面施力，而在情報改革上，他也參與《特定秘密保護法》、「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等相關制定工作。

正因為北村滋在情報領域和國安戰略的貢獻，北村滋於2019年升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相當於台灣的國安會秘書長)，並延續至繼任安倍的菅義偉內閣。

安倍晉三的情報作為需檢討之處

安倍晉三執政期間的情報革新頗多建樹，日本情報學者小谷賢等研究者都給予肯定，更被前述學者麥可葛林認為是「日本史上最重要的情報改革」，然而，安倍晉三的情報作為仍有需要檢討之處。

最明顯的就是寄予厚望的「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並未正式成為對外情報機構，原因就在於省廳本位主義的作祟，雖然該機構隸屬外務省，但是實際上被警察系統控制，引起外務省方面的暗中抵制，影響該機構的發展和擴充。這凸顯出安倍過於倚重警察系統，未能平衡外務省等情報界其他勢力對警察系統獨大的不滿。

再者，警察系統與安倍涉及的醜聞如記者山口敬之性侵醜聞、「森友學園」及「加計學園」弊案的牽扯，北村滋、杉田和博被指控掩蓋醜聞、打壓媒體報導等情事，而成為輿論指責的對象，讓日本輿論和公眾擔心警察系統獨大的危險，使得安倍進一步擴充情報界權勢的企圖心為之頓挫。

結語

安倍的情報作為是二戰後日本情報體制發展的縮影，有企圖心的政治決策者嘗試突破既有窠臼，建立對外情報機構、革新相關法律與體制強化日本國安體制，卻未能完全克服輿論和公眾的疑慮、省廳本位主義的阻礙，在台灣對日本安保政策發展軌跡的關心逐漸濃厚的當下，安倍晉三的情報政策遺產以及延伸出的戰後日本情報史歷程，是台灣有心者應該重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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