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破壞我們的正常生活

不知從何時開始，臺灣的空氣裡重新裝填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氣體。

走在街頭，陽光依舊燦爛，捷運依舊準點，你我依舊在為生計奔忙。然而，看著警察手中的步槍，還有網路上那些令人窒息的言論，一種強烈的、跨越時空的「既視感」油然而生，一股從歷史地窖裡翻湧上來，帶著霉味與窒息感的「非常時期」惡臭。

回望即將落幕的2025年，我們彷彿活在一個被強行撥快了齒輪的、不正常的世界。在政治上，我們目睹了史無前例的「不副署」與「大罷免」的叫囂，朝野將憲法當成彼此攻訐的抹布，動輒高喊「毀憲亂政」來為擴權開路；在經濟上，我們在關稅風暴的陰影下迎來了暴漲又暴跌的股市數字，看著亮眼的經濟成長率與口袋裡停滯的實質薪資形成荒謬對比。

倘若我們選擇遮住眼睛、摀上耳朵，選擇假裝沒有事情發生，或者更危險地—選擇放任一切發生，開始習慣於恐懼，習慣於「非常時期」這個萬用藉口，進而對權力者的越界感到麻木。那我們交換的，不僅僅是眼前的安寧，而是屬於選擇「正常」的自由。

或許在那些政治狂熱者的眼中，今日的國家正處於一種「神聖的病態」。

翻開去年的帳簿，細數那場吵得沸沸揚揚、被貼上「癱瘓國家」標籤的三法爭議—財劃法、憲訴法、選罷法。在一方眼中，這是奪權的鎖鏈，必須動用「大規模罷免」這種特殊的例外武器，像切除惡性腫瘤般趕走在野，才能「挽救憲政」；而在另一方眼中，這是制衡的最後堡壘，即便要面對執政者聯合四權發動的「清算」式圍剿，也必須死守那條名為「監督」的底線，否則國家將重返獨裁的舊夢。

執政者宣稱為了憲法防線可以拒絕執行法律，提領著「非常時期」的政治信用，將政敵打成不共戴天的叛國賊。互相恐嚇、互相醜化，在彼此的咆嘯聲之中，看見了一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的自殘。這難道就是我們追求的民主嗎？一種必須靠著「清算」才能維繫的民主？

明明國家仍持續運作，那為何要說政府已被癱瘓？那些常規的政治與程序手段，為甚麼要說是毀憲亂政？為甚麼我們可以不關心政治，卻要被持續恐嚇？

回首那段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不正是這樣來的嗎？當硝煙早已散去，權力者卻堅持維持一套「緊急狀態」的呼吸器。那時的名堂叫「動員戡亂」，現在的名堂叫「捍衛憲法」，但本質如出一轍—只要宣稱現在是「不正常」的非常時期，他們就能名正言順地用上「不正常」的權力。這種「非常時期」的偏執，在今天顯得格外刺眼。

這種刺眼像是尹錫悅以反對「親北韓勢力癱瘓政府」為名發動戒嚴，川普以「美國被正在侵蝕」為由剝削他國政府。當世界走向一種「歇斯底里的混亂」，我們似乎也開始對這種「不正常」感到麻痺。

習慣了「毀憲亂政」、「癱瘓國家」的口號，習慣了執政的非常規手段，習慣了捷運站裡出現全副武裝的長槍，習慣了在物價飛漲、生活緊繃的當下。我們麻痺地接受了這一切，彷彿如果不參與這場恐懼的嘉年華，我們才是那個不正常。

厭倦了被那些提領著「例外武器」的人恐嚇，厭倦了被那些自以為在「救國」的人綁架。民主化，從來不只是為了選出哪一個政，而是為了開啟一個「正常生活」可以安穩生活的過程。不必在乎總統是誰也能安睡的夜晚，不用擔心政治標籤會毀掉晚餐氣氛的下午。

如果我們繼續任由權力者定義什麼是「非常時期」，任由把日常的紛爭醜化成國家的存亡，那麼我們終將失去那份好不容易爭取來的、身為「正常人」的尊嚴。

我們不生氣，不代表我們不關心；我們不生氣，是因為我們拒絕被這種「不正常」的節奏共振。當權力者再次揮舞著「毀憲亂政」或「緊急狀態」的旗幟試圖恐嚇你時，請冷靜地告訴他們：

「國家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你們。而我，只想當一個正常人，過我的正常生活。」

潘科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大九學堂第五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