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克被暗殺 考驗民主制度與人類文明的免疫力

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盟友、「美國轉捩點」（Turning Point USA ）創辦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死訊令人震撼。他被槍擊時所討論的問題，就是關於大型槍擊案的議題：「你一直支持美國人擁槍，但你知道過去十年美國發生了多少大型槍擊案件嗎？」

正當柯克要說那著那句標準答案的名言「槍支拯救生命」（Guns Save Lives）時，一顆子彈瞬間穿透他的脖子，現場血流如注，與會群眾四下奔逃，一個年僅31歲的政治明星網紅在暗槍襲擊下結束其短暫生命。

這起突發的暗殺事件的後續，在美國主流政治界和社交媒體存在鮮明的反差，凸顯網路時代的政治困境；同時也令人擔心，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累積而成的制度與文明，是否還能夠消化被仇恨塑造的子彈所鑲嵌上的裂痕。

柯克總在各大學校園以「證明我錯了！」（Prove me Wrong! ）為題展現出設攤辯論的形象；他深入年輕學子就種族、性別、移民、槍支等敏感議題宣傳理念和辯論。他的公共形象一向建立在直面衝突，並善於在辯論中將複雜議題簡化，用尖銳的問題逼迫對手表態，撐起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論述在新世代的支持洪流。

不管演講、辯論或訪談，他常以犀利的反問、極快的語速和邏輯的跳躍，營造出掌控全局的氣勢。在支持者眼中，他是一位真誠無畏的保守派鬥士；而批評者則稱，他用虛假事實和邏輯詭辯製造對立和爭議，擴大自己與保守派的影響力。

事件發生後，美國主流政治界，包括白宮、國會兩、各州領導人、主流媒體在內的精英階層一致性地譴責暴力，強調制度與言論自由；但在社交媒體上，左右陣營再度針鋒相對，各自鋪陳敘事，或將柯克塑造為保守派烈士，或貶斥為擁槍支持者的咎由自取；甚至把這椿暗殺事件視為催化美國社會走向內戰和更極化分裂的道路。

在任何一個社會，暴力暗殺都是極為極端和極為罕見的手段。暗殺的瘋狂手段也使得極少數極端者的行為綁架整個社會的公共敘事，從而讓極少數的暴力分子把沈默的大多數推到被動地位。

不過，暗殺行為所帶來的長期影響，卻並不一定如暗殺者者所願，也並不必然帶來社會的分裂加劇。例如，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遇刺，並沒有導致黑人和白人的全面戰爭，反而推動美國社會的民權進程；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遇刺，也沒有使印度陷入解體；林肯（Abraham Lincoln）、雷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遇刺，並沒有導致美國社會的徹底分裂。

這些案例說明，暗殺作為的極端行為，更像是一種對制度免疫力的考驗。之後的社會走向，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社會制度的吸納能力和消化能力。

柯克崛起於網路與社交媒體。他善於把複雜的政治議題包裝成簡短而有衝擊力的訊息，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注。他透過高頻率的輸出與跨平台傳播的操作成功吸粉，社交媒體演算法驅動的傳播機制，搏得傳統保守派關注的龐大流量，而且迅速在年輕人中樹立起「敢於對抗自由主義主流」的鮮明形象。這是典型科技網路時代政治意見領袖的成長路徑，也讓一些年輕世代拋棄對民主的支持轉向共和。

但是，網路的能量衝擊並不是單行道。演算法的同溫層效應與社交媒體傳播，放大極端情緒和二元對立。攻擊性更強、立場更尖銳的論述，更容易獲得訂閱、轉發和點讚率；相對的，道理的複雜性、事實的細節乃至邏輯的精微，常被簡化甚至被拋棄。在新媒體輿論的環境中，一個政治人物越能製造爭議，越容易收益擴散的紅利。柯克及其所支持的川普都是此道精通者。

與此同時，反作用力也孕育出更強烈的仇恨與敵意。對於支持者而言，柯克是無畏的鬥士；在反對者的同溫層裡，他則被描繪成保守派毒瘤、厭女者和擁槍暴力的代言人。這種標籤化和去人格化，使得柯克早已超越個人，成為其所代言的政治立場的化身。

於是柯克中彈身亡時，政治人物與輿論迅速解讀為此舉是對保守陣營的宣戰。網路與事件的兩面性在於，不僅迅猛造就意見領袖，同時也孕養極端仇恨，並降低施予暴力攻擊的心理門檻。

也許最終殺掉柯克的這顆子彈，正是被這種仇恨情緒所塑造。當這種困境和矛盾讓群體認同迅速凝聚，卻也讓敵我敘事不斷固化。這遠非柯克一個人的命運，更是網路時代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

表面上，網路是意見領袖收得無敵星星和仇恨情緒擴散的加速器，但更深層次的裂痕則是「共同真相」的失落崩潰。過去不同陣營的分歧總是集中在政策立場上：加稅還是減稅，小政府抑或大政府，移民、開放或是保護主義。而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乃至各國社會的撕裂，卻更多是情緒層面或真相認知的敵意。

情緒極化不僅局限於對立的立場，更是對異己的強烈厭惡與不信任。在這種環境下，問題的焦點已不再是「我們如何解決矛盾」，而是「我們如何看待對方」。意即：對方不是錯的，而是壞的；不是國人，而是敵人。

當這種敵意成為社會主導情緒時，「共同真相」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這種「不問真相，只論立場」的態度更加撕裂與分化社會。其實，事實本身並沒有消失，但在不同社群呈現出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意義或看法。如一條訊息在保守派平台上被解讀為「對傳統價值的捍衛」，在自由派平台上卻可能被當成「對民主的威脅」。同一事件在不同陣營敘事中，幾乎成兩種互不相容的觀點。反之亦然。

這是網路民主的困境：真相沒有真的被抹去，但卻失去了作為公共討論的功能，使得事實再也難以被普遍承認，更無法作為對話的基礎。其嚴重後果屢見不鮮：

首先，事實核查和專業知識的權威正在被迅速削弱。專家、媒體、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在情緒極化的氛圍中很容易被懷疑為立場先行。

其次，對事實層面的糾錯，正變得越來越困難。由於接受事實被認為動搖身份認同或背叛，當公開透明的證據說話時，敵意的一方也往往拒絕承認。

第三，情緒極化創造了更多的去人格化的標籤，把對手不再視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更無視共同作為人類的基本共性，而是簡單地視為毒瘤和病毒，進一步降低暴力回擊的心理道德門檻，甚至視為理所當然。

當公共生活中「共同事實」一再被解構，任何重大事件都更容易被裹挾崁入敘事戰爭。不同陣營各執其理、振振有詞，卻沒有一個被普遍承認的解釋框架，那麼社會整體上不再有共同的討論基礎，制度也因此更難發揮應有的緩衝功能。

極端暴力的危險，不僅在於它直接奪去生命，更在於它可能點燃社會的集體恐懼與敵意，把個人的子彈變成徹底撕裂公共生活的破壞能量。

如果人們摀著耳朵，只要他們拒聽不同觀點，甚至剝奪說的權利，而隨時可以扣下自己手裡的「真理」，來結束觀點的輸出。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暗殺倒下後，網友對凶手山上徹也評論的潛台詞一樣：你的演講很有穿透力，但我的「子彈」也是！當槍彈成為「真理」時，暴力正威脅民主的根基，也在吞噬維繫言論自由的基礎：「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眼下泰勒·羅賓森（Tyler Robinson）對柯克的極端厭惡恐並非個例，而是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一個縮影。裹在毛巾裡的步槍，以及刻有特殊文字和符號的彈殼「hey fascist! CATCH!」 （嘿，法西斯！接招！）等，代表的恐不再是個體宣洩，而是撕裂社會的宣言書。如今美國聯邦調查局面臨輿論漩渦，既要破解作案動機謎團、警惕此類政治暗殺引發模仿效應，還有面對「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politics）的各自追求的真相認同。

美國社會會進入一個更加黑暗的叢林時代嗎？如何消化仇恨、保障言論自由及彌平子彈炸出的裂痕等，這些拷問將考驗著民主制度與網路民主及極化分裂對文明的衝擊。這個時代，我們更需要民主制度及人類文明的免疫力，昇華民主、事實真相、和諧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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