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集體自衛權的心結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接受立憲民主議員岡田克也質詢，有關台灣有事是否屬日本存立危機致可行使集體防衛權時，明確給予肯定答案，致引發議論。惟在11月26日國會的魁辯論中，面對在野的輪番質詢，卻表明無權認定台灣的法律地位，態度似又顯得保守。從此或也凸顯出，日本政府對集體防衛權解釋之極度彈性。

日本二戰後的新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此等目的，就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亦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換言之，日本僅有個別、被動的自衛權，而不能擁有集體、主動的防衛權。

惟韓戰爆發後，在美國要求下，日本成立警察預備隊，即自衛隊的前身，並於1960年簽署美日安保條約，就引發大規模的示威抗議。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即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公，也遭極端分子所刺傷，致黯然下台。

而在1981年，時任日本首相鈴木善幸對眾議院議員稻葉誠一，有關集體自衛權之答詢，強調此等權利的固有與必要性，且依聯合國憲章第51條前段，聯合國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理會採取措施前，本憲章不能禁止各國行使個別或集體防衛之固有權利。甚至在1952年生效的對日和平條約第5條第5款明文，日本做為主權獨立國家，當然享有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個別或集體防衛權，更可因此與他國簽訂集體防衛協定。故集體自衛權，就此被官方所確認，惟關於其內涵卻屬空泛，致留有相當大的解釋空間。

而在安倍於2012年再次就任首相後，即提出國家正常化的目標，並以憲法第9條的修正為首要任務。惟在安倍任內，即便自民及其友於參、眾兩院有過半優勢，卻仍難以突破修憲的天花板，致使其於2015年，先藉由安全保障關連法的修正，將集體防衛權正式明文化，並強調只要與日本有緊密關係的他國，如美、澳，甚至是菲律賓等，遭受武力攻擊致對日本造成明顯且立即之危險時，為維護國家存立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仍可與他國進行攻擊性之防禦。

如此的舉措，使得長久以來的自衛權與自衛隊之違憲爭議，再被激化，也引起日本反戰人士的抗議與憲法訴訟。而在2020年9月，安倍雖因健康因素卸任，但推動憲法修正反更積極，惟於2022年7月，其在為參議院選舉助選時遭槍擊身亡，想藉由修憲來使集體自衛權正當化的目標，也就因此破滅。

雖安倍曾喊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之集體防衛權概念，卻是在其卸任首相後之主張。故對台灣有事與日本存立危機的集體防衛權行使，內閣向以必須綜合具體狀況為判斷來回應，致保有一定的模糊性。此次首相高市在眾議院答詢，卻將之明確化，如從向來以安倍為恩師的高市來說，似也不令人意外。只是這樣的發言，是否代表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於將來必會付諸實現，也不應存有太多的想像空間。（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