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打我──為何兒少會成為家暴行為人，每年逾4千件通報？

青少年對父母施暴（Adolescent-to-Parent Violence，簡稱APV）的家暴通報，近5年從每年2,358件攀升到4,253件，成長幅度高達80%，成為攀升速度最快的家暴類型。

APV被視為最隱蔽且最受汙名的家暴樣態，受暴家長滿懷「教育失敗」的羞愧感，以及案件曝光恐讓孩子前途不保的恐懼感，挫折與困惑交織，非不得已才向外求助。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孩子將拳頭揮向父母？當家長不能與小孩分手，保護令無法要求兒少離家，顛覆台灣過往30多年的家暴防治與處遇經驗的APV該怎麼解？助人工作者正在摸索方向，不只走進兒少的青春風暴，還得面對整個家庭的風雨交加。

孩子打我，怎麼辦⋯⋯

63歲的單親爸爸永昌（化名）向我們伸出雙臂，曬得黝黑的皮膚，遍布一條條長短交錯的白色疤痕，那是他15歲兒子小飛（化名）抓傷的。過去3年，小飛出現嚴重的3C成癮，每天打手遊、滑短影音超過12小時，提到「限網」、「斷網」，小飛就拳腳相向，甚至打破玻璃門，父子倆都被碎片刺傷。

肢體衝突外，小飛還瞄準永昌的心理痛點：踢壞他珍藏的音響、高舉他1,000多萬的工作設備揚言往地上砸、大庭廣眾下抄起垃圾桶追打自己的父親。當永昌緊抱狂怒的兒子，小飛就將指甲深深摳進他的手臂。小飛12歲的妹妹試著勸阻，不時被拳腳波及，只能在旁邊無助尖叫。

這個家的衝突，多年前就埋下引線。

從事貿易業的永昌，與母親和重度智能障礙的大姊同住，年近50與越南籍妻子成家。妻子罹患產後憂鬱，見小飛哭鬧就打，當時的永昌只覺得孩子不聽話就該罰，沒意識到會讓小孩留下陰影。

夫妻相差近30歲，個性、價值觀、育兒壓力都是爭執爆點，妻子打他咬他，拿菜刀追殺他，小飛靜靜在旁目睹，直到這段婚姻在小飛讀幼兒園時告終。妻子離開後，他照顧一雙兒女，原本一起帶孩子的母親近年失智，家裡多了一個需要照顧的人。

永昌說，自己在父親恨鐵不成鋼的打罵教育中長大，以相同模式教養兒女，卻產生親子衝突的反效果。「小飛升國中前，我向孩子們道歉，說我跟前妻過去的管教方式錯了，從現在起改成民主式溝通。」不料小飛開始對他動手，「他還對我女兒說，當他想買東西，只要作勢打爸爸，爸爸一怕就買單了。」

COVID-19疫情期間，永昌為孩子遠距教學組裝的電腦，竟成為小飛的網癮開端。儘管家暴通報無數次，全家有好幾個社工介入，小飛還曾住院治療網癮，暴力仍沒改善。無計可施的永昌報警求援，「可是警察看到親子衝突就護著小孩，有次小飛要摔東西，警察進門見我壓制他，竟在一邊冷眼旁觀，說那是我的管教問題。」

小飛的暴力持續升級，進入少年司法。法院對永昌核發了保護令，要求被診斷出亞斯伯格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傾向的小飛諮商與就醫。小飛擔心被法官處分，不再打人，改罵三字經，身心俱疲的永昌漸漸覺得這些處遇一點用也沒有，「例如兒少身心科門診總是大排長龍，醫師頂多給患者10分鐘，哪能解決這麼多問題？」

他最終動手打小飛，以為兒子會被帶去安置保護，自己就能喘口氣。結果歷經一番折騰，父子仍同住一屋，他還多了一筆兒虐通報紀錄。今年（2025）7月，小飛與妹妹離家投靠生母，永昌難掩失落，又如釋重負，「我終於能好好過我的生活。」（註）

註：《報導者》聯繫小飛的生母，盼透過她約訪小飛，獲悉小飛的說法。小飛的生母表示，現在小飛與妹妹的生活、就學都很穩定，不希望舊事重提。「跟誰同住，對孩子影響很大。之前我在（前夫）那邊不愉快，孩子也不愉快，現在我們過得很愉快。我這樣講，應該就很明白了。」

世代觀念差異、心理困境、3C成癮等，多重因素推升APV衝突

親子間爭執摩擦很常見，但為何近年卻升級為兒少對父母的家暴？

近5年，特別在疫情後，被孩子家暴的APV案件，急速成長到每年逾4,200件；根據衛福部保護司2024年委託的研究「建構未成年相對人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案件服務模式計畫」（後稱APV服務模式研究計畫），7成受暴家長介於41～64歲；行為人多為14～17歲的少年，且往往非單一事件。

《報導者》彙整家暴防治社工、學者、醫師與調保官觀察，案件背景之一，是世代價值觀差異。有些家長沿用上一代專制權威的教養方式，但現今兒少被鼓勵表達意見，不再甘於「有耳無喙」（ū-hīnn-bô-tshuì，臺灣台語，指聽話就好，不要多問。從前大人說話時，若小孩插嘴、發問，常會以「囡仔人有耳無喙」阻止孩子表達意見。），等長大有了力氣便以牙還牙，翻轉親子間的權力關係。

而兒少身心議題日益複雜，衛福部委託研究勾稽APV行為人病史，發現有7成合併ADHD、情緒與行為障礙、亞斯伯格症等診斷。上述疾病不等同暴力傾向，但患者特質涉及人際互動困難，當情緒表達受阻、壓力無處宣洩，便可能在親子衝突中擦槍走火。

在家庭、同儕關係受挫的孩子，常轉向網路尋求歸屬。當家長突然斷網、沒收手機，打斷的不只是手遊或社群互動，還形同剝奪其心理需求。疫情期間親子長時間相處加深矛盾，疫情後孩子離不開3C，延續衝突。加上社安網上路後擴充服務資源、落實通報，多重因素導致APV通報案件數量增高。

然而，台灣的家暴加害人處遇，以成人親密關係暴力為設計主軸，將施暴與受暴方分開服務，缺乏為APV量身打造的模式與家庭支持資源。因此APV通報進案後，由家防中心「成人保護組」服務家長，對父母動手的兒少多被轉介至諮商、醫療等非強制性資源。

衛福部保護司科長邱琇琳指出，成人保護聚焦在被害人的安全計畫與對暴力的因應能力，但APV家長多為有自保能力的中年人，若家長婉拒資源介入，案件往往以「個案不需服務」結案。

但暴力並不會在孩子成年那天自動消失，若孩子的身心症未改善、親子之間缺乏原則與界限、父母未站在同一陣線面對問題，家長恐被家暴到老。多名接受《報導者》採訪的社工提到，部分老人保護案件以及所謂「啃老族」的衝突，可發現APV案件的脈絡，只是當時的專業工作者對APV認知有限，家長則更傾向隱忍不求助。

一些重大刑案，可追溯至未被有效處遇的APV。2019年12月，台南玉井真理佛堂縱火案釀7死，兇嫌曾文彥的家境優渥，有兩個姊姊，雙親分別從事醫師、教職。曾男自幼被診斷出對立反抗性疾患，逐漸出現暴力行為並觸法，親子雙方分別由家防社工、少年司法介入服務；但即便用盡社福、醫療、司法資源，曾男惡化為反社會型人格，屢次滋事、毆打父親，最終被逐出家門並縱火釀禍。

衛福部保護司仔細檢視此案，發現曾男在外顯行為背後，其實期待父母能看見自己的情緒與心理需求；父母在經年累月的衝突後，則盼透過報警與少年司法介入，讓孩子收斂。雙方的期待落差大，矛盾也隨之加深。

「玉井案讓我們思考，若跳脫加害、被害框架，以家庭為中心，檢視家庭結構與成員相處的問題與困境，盡早投入資源，結果會不會不一樣？」邱琇琳說。

該案是衛福部研究並建置APV處遇流程的起點（註）。2021年，衛福部委請學者研究APV態樣與防治，2024年進一步發展APV服務模式，希望將暴力防患於未然。

註：在同一時期，愈來愈多家暴防治實務工作者發現，部分親密關係暴力的受暴婦女，好不容易離婚擺脫暴力情境，卻又被兒子家暴，形同遭受雙重暴力。時任衛福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委員的林美薰針對此現象提案探討，促中央關注APV成因與處遇。

斷網只是導火線，APV四大類型：情感、情境、攻擊、防衛

長期投入家暴及兒保政策的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退休教授劉淑瓊，是2024年衛福部APV服務模式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她表示，雖然當前的APV最常因3C使用衝突爆發，但APV早在網路不發達的年代就存在，深入家庭可見到代間暴力（註1）傳遞、父母對子女的差別待遇、親子界限不清（註2）等病灶。

為了溯源暴力動機與發生脈絡，劉淑瓊團隊分析全台194個提供實質服務的APV案件（註3），參考國外研究，將APV分為以下4種：

• 「情感型」衝突

194案當中，「情感型」衝突就占了一半。劉淑瓊說，這類APV來自青少年難以自控的強烈情緒失調，行為人常合併亞斯伯格症、高功能自閉症等，特徵包括行為不可預測、單向暴力；部分案例與童年創傷及身心議題有關，或涉及物質濫用。

• 「情境型」衝突

劉淑瓊解釋：「簡單來說是一言不合。大都是輕微偶發，但暴力可能在一來一往間升級。」這類衝突多與日常相處或管教相關，最常見的是父母斷網。情境與情感型，是最容易被反覆通報的類型。

• 「攻擊型」衝突

「這類型是少數，一旦發生就是上社會新聞。」行為人特徵為主動攻擊，具反社會特徵。曾有個案逼父母下跪，掐脖子、甩巴掌，伴隨言語羞辱，宛如極端親密暴力中的「親密恐怖主義」（Intimate Terrorism，為異性戀關係中男性對女性施加權力控制的暴力型態，這是多數人對親密暴力的印象，也是女性主義理論中論述的親密暴力樣貌。）。「孩子對父母的暴力，基本上是想要翻轉權力關係、取得更多掌控權。但攻擊型APV是更頻繁、更高強度的單向高壓權力控制，不讓父母有商量餘地。」此類暴力需要社政、學校三級輔導、少年司法、民間非營利組織等資源共同介入。

• 「防衛型」衝突

防衛型則多半是童年受虐的孩子，長大後被家暴、激怒時的自衛回擊，劉淑瓊感嘆，就是所謂的「你會老，我會大」。另還有家暴目睹兒為保護家人採取的暴力抵抗。

註1：指子女經歷或目睹家暴後，學習並複製暴力行為。暴力代間傳遞，在APV案件中的影響複雜且深遠，綜合實務工作者觀察，從小遭受家暴的孩子，等長大有了力氣，常會出自防衛，以習得的暴力手段反擊加害者。目睹父親家暴母親的兒少，則出現幾種情況：

1. 以暴制暴回擊父親、保護母親。

2. 內化父親對母親的貶抑，加入父親的行列一起家暴母親。

3. 氣憤母親無力自保，也無法帶孩子脫離受暴情境，遂將憤怒與無力感化為對母親的暴力。

註2：親子間須保持適當的身體與心理界限，維持身心健康，也有助孩子獨立。當界限不明，容易因侵犯隱私或過度干涉彼此而產生衝突。目前台灣的APV研究還未發現性暴力的態樣，但實務工作者在服務中發現，少數APV案件混雜性界限不明的問題。例如母親與國高中兒子同房、同睡一床，甚至共浴或發生性接觸。

註3：此案的研究方法，是家防社工在APV開案後，填寫劉淑瓊團隊設計的「受案評估表」，檢視親子雙方的成長歷程、身心狀況、家長受暴情形，以及孩子是否曾遭受暴力或是家暴目睹兒等，再由研究團隊分析暴力的脈絡與深層原因，並加以分類。

研究收案期間為2024年2月到5月，也納入部分於2023年提供實質服務的案件。若案件在通報後經評估未開案、因剛開案而資訊不足，或社工尚未提供實質服務，便不會納入研究。

劉淑瓊表示，這4類暴力成因不同、行為相仿，都包括肢體、精神暴力與打砸物品。肢體暴力最常見，精神暴力案例包括持續尖叫，「看似沒殺傷力，卻會讓父母極度焦慮，也怕被鄰居聽到。」以及拿刀抵著自己，或衝到頂樓跨坐女兒牆上。

性別議題的延伸：為何母親占受暴家長大宗？

劉淑瓊還發現，受暴家長中，女性占76.8%，單親母親則占31.4%。且除了「防衛型」，其餘APV都以兒子對母親施暴為大宗，「因此APV也是性別議題。」

這現象不是台灣獨有，西班牙、英國、美國、澳洲的研究都顯示，APV行為人絕大多數是兒子，暴力行為指向母親或祖母，少部分針對父親或繼父。

劉淑瓊推測，男性離婚後，其父母、姊妹常會主動幫忙顧孩子，也相對有機會開展第二春，實質上有較充足的育兒支持；單親媽媽則相對較難獲得上述資源，經濟往往不寬裕，生計、育兒壓力多頭燒，易燒出親子衝突。

長期服務親密關係受暴婦女的現代婦女基金會，2020年開始擴大服務四等親家暴被害人，包括APV案件。受暴者性別比例之懸殊，很快就讓APV成為繼數位性暴力之後，另一項引起基金會關注的性別暴力樣態。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張秀卿分析，華人文化裡，女性被預設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比如孩子小孩功課不好，就是媽媽的責任；孩子拒學，校方直覺聯絡媽媽，」而社會對母職的期待疊加少子女化，加強母親對孩子的保護心理，管教時過猶不及，易引發孩子激烈反彈。

況且比起爸爸，媽媽還是更「安全」的施暴目標。現代婦女基金會家暴防治組督導黃琮雯說，「一來孩子可能打不贏父親，二來母親通常是依附關係更緊密、更容易宣洩情緒的對象。」而且母親無論多害怕、被傷得多深，大都願與孩子修復關係，孩子覺得自己不會被拋棄。

黃琮雯與張秀卿發現，部分APV案家有「父親缺位」情況，甚至與母親談了好幾次，盤點完所有支持系統，才發現家裡其實還有個存在感薄弱的爸爸，「這或也反映媽媽完全把自己帶入社會性別角色賦予的母職框架，認為媽媽就是要hold住孩子的一切。」

更糟的狀況是，「在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裡，爸爸不是神隊友，也不是豬隊友，是破壞性的角色。」張秀卿說，例如爸爸批評媽媽的學歷不高，要孩子別聽她的；或媽媽建立3C使用規範，爸爸卻插手縱容孩子繼續玩，直接引爆母子衝突。上述案例，都凸顯助人者介入APV案件時需具備性別觀點。

不過，兩人也補充，雖統計上APV行為人以兒子、孫子居多，但女性的APV較常見以言語或精神暴力的型態展現，甚至威脅自殺，這就會被歸到自殺通報，而非家暴通報。若沒有造成體傷，則通常不會通報，因而成為APV的黑數。

肩負「失敗父母」汙名，家長寧忍暴力、不敢求助

APV牽動的家庭問題千絲萬縷，但對第一線助人者來說，最大的難點，是從一開始就不得其門而入。

目前各縣市的APV案件多由家防中心成人保護組的專責社工負責，高雄市在3年前成立APV專組，由專案社工督導帶領有成人保護或兒少保護背景的社工，以家庭為中心進行服務。社工同時服務兒少與家長，更能深入家庭全貌，遇到問題時也能與組員集思廣益。

「只是APV的家長跟婚暴、老人保護的被害人不一樣，他們常覺得不需要我們，」高市家防中心APV專案社工督導吳汶芳苦笑著說。

失敗父母的汙名太沉重，家長怕被罵教子無方，又怕孩子形象與前途不保，不乏家長撐了好幾年，自覺快被打死才求助。吳汶芳表示，高雄市APV通報有65%來自受暴者或同住家人報警，有2成案件已來到親子互毆，「可是報警是為了制止暴力，不是要找原因，」當社工試著理清衝突根源，家長就會說不必了。

即便有機會走進家門，社工還常得面對充滿敵意的孩子，因為孩子會認為社工與父母站在同一陣線，要來一起教訓他。因此高雄APV專組成立初期的教育訓練，特別著重會談技巧，讓孩子理解：社工的角色是來幫忙的，聽完父母的想法後，也希望聽聽孩子的聲音。在過程中，社工只聆聽，不評論，也不會提出意見。

另一挑戰，是許多針對成年家暴相對人的處遇，不能直接套用在APV上。例如當親子衝突激烈，無法聲請保護令要求兒少離家，頂多讓情緒高張的孩子短暫住進精神科病房，或在孩子年齡夠大的前提下庇護家長，讓雙方暫時冷靜。但多數家長因掛念孩子、又需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很快便要求返家。

目前高市家防多管齊下，媒合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團隊，為家長安排教養諮詢；若牽涉創傷或家族治療，再連結醫療資源。當家長堅持不讓有身心狀況的孩子就醫，社工便透過為家長聲請保護令，強制兒少接受治療，「目的是要幫忙，而非懲罰孩子，」吳汶芳說。

此外，家防中心開辦APV家長支持團體，還提供托幼服務，讓家長好好吐苦水兼增能。雖考慮開辦APV行為人團體，不過當事兒少普遍有人際互動困難的議題，無論是辦理團體或引介到民間的兒少支持據點，都不容易。

APV需教育、醫療、社政、司法多方協作，點卻難以組成面

教育、醫療與少年司法端，都是處理APV問題的重要協力者，卻也各有局限。

在教育端，特教老師能透過班級經營與團體氛圍協助孩子調控情緒，但這些方法無法複製到家庭，也不能期待家長具備相同專業。有些孩子在學校一切正常，只在家中對父母爆發，讓學校的三級輔導（註）難以發揮。

註：校園內的「三級輔導制度」：初級泛指對全體學生的發展性輔導，關注適應問題；二級指有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有創傷經驗者，須進一步訂定輔導方案和評估者；三級則是有嚴重心理困擾甚至自傷自殺意念者，須集合各種專業工作者共同協助。

高師大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所長刑志彬表示，APV行為人的核心問題多為情緒管理，學校可著眼培養孩子的情緒覺察與調控能力，教育部推動的社會情緒學習（SEL）正有助於此。其實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資源支持家長，只是訊息未必能精準傳遞。

在精神醫療端，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力源指出，家長擔心被貼上「基因有問題」、「教養失當」標籤，很抗拒就醫。更別說把複雜的APV個案，塞進時間有限的一般門診。

但若能深入暴力脈絡，就有機會對症下藥。彰化一名國中生，深夜要求阿媽立刻購買平板電腦給他未果，用磚塊砸傷阿媽的頭。陳力源透過外展醫療入家，發現少年自小目睹並承受父親的酗酒與家暴，出現選擇性緘默、拒學及沉迷網路，情緒一來，就跟父親一樣用暴力解決。經醫療、教育、社政等多方合作，最終轉介中介教育，學習以非暴力方式應對困境，順利穩定情緒並減藥。

而實務上常發現，當暴力日積月累，不只APV兒少，不堪負荷的家長也需要醫療。衛福部現在透過「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醫改善計畫」，由精神醫療機構與學校、社福單位合作，建立兒少患者的雙向轉介與外展服務機制，盼及早協助這些家庭。

在少年司法端，司法介入易讓孩子被貼上「加害人」標籤，使家庭關係更緊繃，卻因具強制力，常成為最後一道安全網。

旭立文教基金會社工部主任彭淳英長期協助家暴相對人，她表示，由於社政端對APV兒少的處遇缺乏強制力，常因孩子抗拒或失聯而結案，有時反而是透過保護令的強制認知教育輔導，助人者才得以接觸孩子。也有孩子是因進入感化，理解事情嚴重性而開始改變。

但台北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指出，各縣市APV處遇量能差距很大，影響能否及早、有效地介入，避免暴力惡化。像是高雄家防量能充足，進入司法體系的個案相對較少；但在資源不足的縣市，案件往往大量湧入法院。隨著APV行為人年齡下探至國小中高年級，若教育與社政系統撐不住，一旦孩子年滿12歲進入少年司法，情況往往已相當棘手。

此外，各地少年司法資源分布不均。台北網絡綿密，APV行為人甚至能被十幾個單位協助；反觀案量龐大的新北，資源卻顯得僧多粥少，更遑論偏鄉地區。

一起變好：孩子、父母與專業者，該怎麼做？

想終止暴力循環，不能只期待孩子改變，父母與助人工作者都需要調整思維。

孩子能怎麼做？劉淑瓊建議，兒少可練習自我覺察，辨識引發暴力的情境與「關鍵字」，將內心的負面聲音轉化為讓自己冷靜的自我對話。她也鼓勵擬定「安全計畫」──當情緒失控、可能傷害家人時，主動喊「暫停」，表達「我需要冷靜一下」，先暫離現場、安頓情緒，再回頭與家人討論彼此可接受的衝突解方。

家長能怎麼做？劉淑瓊表示，可嘗試尋找孩子憤怒根源，試著同理。溝通時運用「我訊息」（註），對事不對人，並協助孩子制定情緒管理策略。此外，別以暴制暴，也別以為孩子青春期過了就好。放任、縱容、害怕衝突，父母不同調的管教方式，都可能在無意中增強暴力。

註：這是一種溝通表達的方式，由三個部分組成：「描述事實、我的感覺、我希望」，例如「當你做了（哪些事情）⋯⋯我覺得（心情）⋯⋯我希望的是（能做出那些調整與改變）⋯⋯」。

她提醒，家長得先照顧好自己，告訴自己「這不是你的錯」，維護自身安全，尋求外部支援，必要時報警：「記住，沒有任何理由能將暴力合理化。」

社工則需跳脫過往成人保護服務的思考框架。劉淑瓊表示，社工應了解APV不是單純的加害／被害二分法，也不是親密關係暴力，父母或孩子都可能脆弱、挫敗或憤怒，而且親子無法用「結束關係」作結，而是得在同一屋簷下重新建立尊重與健康互動。

她強調，不能把問題簡化為父母管教失職，也不應命令家長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因為會加深父母的羞愧與自責，行為人則易藉機情勒、控制父母。

劉淑瓊表示，APV案件應以創傷知情進行服務，國外則有NVR（Non-Violent Resistance，非暴力的抵抗）、StepUp方案（註），藉由停止傷害、找出新的溝通技巧、建立新規則與權威等步驟與方法，與孩子重新建立關係。這些概念將陸續帶給第一線家防社工，逐步練習與落實。

註：NVR 方案（Non-Violent Resistance，非暴力的抵抗）被視為回應APV挑戰時，應發展的關鍵處遇方案之一。劉淑瓊指出，該方案包括幾個原則：

1. 抓大放小：將重點擺在孩子問題最大的行為上。

2. 降低緊張感：幫助家長應對被子女脅迫和操縱的感覺，避免因害怕加劇衝突而討好孩子。

3. 提高家長的存在感：即使被拒絕，家長仍要主動、持續對孩子表達關心。

4. 不鼓勵獎懲：對於不願意被控制的APV兒少，獎勵無法發揮作用，懲罰只會導致更多暴力行為。

5. 厚植支持網絡：鼓勵其他家庭成員或朋友在事件發生後與孩子聊聊，不是為了責難，是表達關切，同時也向家長表達支持。

劉淑瓊指出，該方案透過Stop（停止）、Think（思考）、Evaluate（評估）、Plan（計劃）、Use skills（使用技巧）、Patience（耐心）6步驟，幫助青少年停止對家庭成員的傷害行為，並學習以安全和尊重的方式來溝通和處理問題。

她也提醒，國外以「孩子」、「青少年」中性語彙稱呼APV行為人，台灣則常以「小相對人」稱之，「『卑親屬對尊親屬的暴力』確實冗長，要簡化無妨，但語言使用反映深層意識形態，當我們使用『小相對人』，是否已在心裡區分相對人與被害者？把事件做了定調？這將影響工作者後續的服務方式。」

改寫暴力循環的人生劇本

今年9月，現代婦女基金會以性別與創傷知情的視角，結合NVR原則，為APV受暴婦女舉辦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早在去年，基金會已辦過8場APV家長韌性支持團體，目的都是協助這群精疲力竭的母親減輕焦慮與自責，強化內在力量。

工作坊首先聚焦自我安頓。張秀卿形容：「老師音樂一放，這些長期失眠的媽媽們立刻睡到打呼，可見她們有多疲憊。」

第二階段由武術教練指導防身操，目的不是讓媽媽們學習反擊，是藉由暖身、律動、疼痛覺察，讓僵硬又防衛的身體軟化，回歸自我照顧，將恐懼化為力量。

團體中也使用「空椅法」，讓母親對著空椅，傾訴想對孩子表達的心聲，以及對親子衝突的感受。並繪製家庭樹，探索原生家庭的影響。另設計一項NVR練習，由老師與社工演繹APV情境，讓媽媽們以旁觀者角度集思廣益「改編劇本」，思考能用哪些方法降溫衝突。這項練習，是為了中斷暴力循環，避免孩子將暴力延續到成年。

張秀卿說，「這讓媽媽們感到很有力量。即便大家都還在摸索方法，但一次次嘗試，總有機會改寫親子的互動劇本。這幕讓我很動容，讓我能告訴我的服務個案：我們現在的努力，都在改寫一套不讓暴力繼續循環的人生劇本，都是有意義的。」

Yahoo奇摩關心您：拒絕暴力，尊重身體自主權。若懷疑家庭成員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請尋求以下管道協助：

※ 衛福部 24 小時保護專線： 113、113線上諮詢
※ 警政署 24 小時報案專線： 110
※ 社會安全網—網路通報專區
※ 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文字／曹馥年；攝影／謝佩穎；設計／黃禹禛

共同採訪／謝佩穎；核稿／李雪莉；責任編輯／張詩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