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美安樂死進展，看台灣安樂死立法的瓶頸

文／紀岳良

近年歐美各國興起一波波安樂死立法熱潮，尤其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最近有關安樂死的判決，特別值得台灣關注，可預見將對台灣安樂死法制地位，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德國：「以刑法懲罰安樂死服務」被判違憲

今年（2020）2月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德國《刑法》第217條懲罰提供安樂死服務者違憲，判決主要理由認為這樣剝奪了「末期患者的死亡自決權」。因此在2015年12月以前，德國就已經存在的安樂死服務，可預見將重新檯面化；亦即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意旨，可確定至少在由醫師或醫事人員提供藥物予末期病患，讓病患自行結束生命的情況下不會被國家處罰（註：縱然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承認死亡自決權前，協助身患絕症的家人自殺，是不負刑責的。）。

德國也將是繼荷蘭、比利時、瑞士、盧森堡與加拿大、美國奧勒岡等7個州及澳洲維多利亞省後，醫事人員協助安樂死不再被處以刑罰之地──更精確地說，是回到以往不處罰的狀態，甚至有望法制化。此外，紐西蘭國會於2019年底通過安樂死法案，將於2020年下半年交由全民公投；西班牙、葡萄牙在2020年初，也經由國會表決通過安樂死法案，以兩國執政態勢來看，也極有很可能在不久後完成立法。

西、葡：死亡自決意識突破宗教枷鎖

值得注意的是，西、葡兩國不同於德、荷、比三國，傳統上受天主教會勢力影響甚深，而天主教的宗教觀認為，人的誕生和死亡是由神決定，人對生死無決定權，向來強烈反對安樂死。但西、葡兩國多數民意與主流政治卻是支持安樂死，顯示這種強調主體性的死亡自決意識，已逐漸突破宗教觀的枷鎖。

這些安樂死法制化或除罪化的國家，在制度上嚴格控管安樂死，儘管安樂死的條件規範寬嚴不一，但大抵都具備「當事者具有不可忍受之痛苦」、「當事者疾病無法治癒」、「當事者自主意願」、「醫師評估」、「由醫事人員提供措施遂行安樂死」的基本條件，且即使符合安樂死條件，醫師仍得以拒絕施行；另外，荷蘭、比利時、加拿大逐漸放寬安樂死的範圍，荷蘭甚至評估到「老人自由死」的階段，比利時的未成年人也可以申請安樂死。安樂死制度在歐美發展至今，身分已經不只是最初限定的痛苦不堪的成年末期患者，手段不限於由病患自行服藥，醫師得以積極依照病患意願為其終止性命。

相較於上述歐美國家對死亡自決權的充分保障，我國雖有安樂死呼聲，但至今未見相關主管單位有所積極做為。

台灣：安樂死民意支持上升，政府法制未跟上

台灣對安樂死的討論，直到2017年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公開呼籲安樂死法制化再獲關注，同年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調查，台灣民眾有超過9成的人支持安樂死；社會支持度的改變，部分可能因為台灣健保制度的完備，顯著改善國人使用醫療的可近性，一方面讓國民更健康，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無效醫療導致臨終痛苦的狀況，追求善終甚至於死亡自決的聲音愈來愈強。2018年，婦產科醫師江盛領銜提出公投案連署；2019年則有時任立委許毓仁提出「尊嚴善終法案」，雖然最後皆未成功，但後續仍有如安樂死推動聯盟、安樂善終促進協會繼續倡議至今。

政府面對民間疾呼安樂死法制化的需求，如蔡英文總統對傅達仁的呼籲，表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善終的權益」是政府努力的方向，表現不置可否的態度；然衛福部回覆給寫信請求安樂死的民眾，卻表示「安樂死侵犯人生存權、可能抵觸《憲法》、牽涉多層面很複雜、現行安寧醫療和《病人自主權利法》已相當完善」。衛福部醫事司長石崇良也曾對外表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已足夠達成尊嚴善終。由衛福部措辭，不難看出官方反對安樂死的基本立場。

禁絕與規範，怎樣才是對人民權利的保障？

然而，衛福部這樣的說法，顯然對安樂死的法律關係與本質有些誤解。

從民主法制的精神來看，法無禁止事項，就算法無明文，即是人民得以享有的權利，這是基本核心價值。所以國人有沒有死亡自決權這件事，立法上沒有條文禁止（如《刑法》不處罰自殺者），直接的解釋就應該是「有」；如果行使這樣的權利會有什麼副作用，國家要做的應該是妥適的規範，取得個人權利的確保與公共利益的調和，而非全然的否定這樣的權利（註：日本刑事法學家福田雅章認為，安樂死正當化的依據在於「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他進一步批判日本懲罰幫助自殺或受囑託殺人的刑法，是國家主導的父權主義，以照顧之名限制人權。）。

國內也有法律學者如李茂生、林志潔、陳鋕雄教授，在2018年安樂死公投公聽會上予以支持；現任大法官呂太郎也曾公開表示「人有權決定生命終止的方式」。而如今對我公法學界、司法實務界影響深遠，甚至可作為標竿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直接承認「末期病患的死亡自決權」，則安樂死屬於基本權利，無論在論理上或實務意見應是明確的定位。

即使顧慮到台灣人心理、文化在考量事情時，注重他人、群體常常優先於個人的人情倫理關係，那我們暫且不談個人權利，但安樂死法制化也是「人性尊嚴」的體現，或者是一種「同理心」的展現。

畢竟現代民主國家除了保障人民權利外，《憲法》也要求國家應確保人民的人性尊嚴、亦即「活得像個人」，所以政府推展許多社會福利政策，確保民眾得以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事實上，臨床上有許多病是無法治癒，嗎啡也不能緩解所有病痛，更不能回復尊嚴；有時病患明知將死，但死亡彷彿遙遙無期，活得了無尊嚴、極度痛苦。透過立法，讓這些人可以選擇經由醫療手段停止受苦，平靜邁向死亡，正也是國家確保實現人性尊嚴的一環；而做為陪伴、目睹臨終痛苦的他者，允諾協助這些受苦者安樂死，也是「同理心」的展現。此如荷蘭立法制度上不直接承認人民有死亡自決權，反而以醫師的「醫療管理行為」方式呈現，發展至今運作良好，制度開明進步，成為安樂死制度的典範。

荷蘭：安樂死法制化未對安寧療護選擇造成排擠

當然，安樂死不是成為臨終的唯一途徑，只是一種「選項」。基於宗教觀或生命哲理有所堅持的人，不能接受自我決定生命的終止，可以尋求安寧醫療的管道，盡量讓自己的生命末期舒適度過；而不願再承受痛苦或相信生命自主的人，可以選擇安樂死，選擇不再延續已無意義的生命、平靜地邁向死亡。讓人們在臨終時自主選擇「安寧醫療」或「安樂死」，是每個人價值觀被尊重的體現（註：有人將「終止維生治療」又稱為「消極安樂死」，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精確的，論其實際，維生醫療通常是將本應死亡之人透過醫學技術維持「醫學意義的存活」，將維生治療撤除，病人只是回歸本應死亡的結果，本質上還是自然死亡。與安樂死透過人為手段，加速死亡進程顯然不同，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而從荷蘭、比利時等老牌安樂死國家經驗來看，安樂死多年來的實行，並沒有造成滑坡效應；例如荷蘭從2001年將安樂死法制化，2017年統計安樂死僅佔總死亡人數的4.4%，研究顯示使用並未出現弱勢族群被迫安樂死的情況。

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安樂死提供人們可預期、控制的時程，讓病患得以與親友完整的道別，並在家人陪伴下嚥下最後一口氣，因而顯著減緩親友的哀傷；另一方面，病患得以大幅縮短因病痛苦的過程，也減少親友共伴病患痛苦的衝擊，顯現安樂死無論對於亡者或在世之人，對倫理關係均有正面的助益。

好好活著，尊嚴離世

生死本為一體兩面的事情，如同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一書所述，「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形式，而是以生的一部分存在著」。雖然安樂死字義上涉及的是死，但決意安樂死，同時也映照出「想要好好活」的意圖；當好好的活著已經不可能時，尊重個體的價值觀選擇，平靜、可控制的走向死亡，正是生命價值的展現。

安樂死的意義、定位、制度與實證研究，已清楚的由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國家提供參考，做為民主法治國家的台灣，由政府儘速研擬安樂死立法，保障急需安樂死的弱勢族群，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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