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說話是抵抗，寫作是信念（上） 台灣文學在中歐的存在與共感

「波蘭與台灣曾經有過類似歷史處境，在那段時間裡『說話是抵抗，寫作是信念。』」

說這句話的是波蘭漢學家梅西亞（Maciej Gaca）。他11月在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作家節」中演講，演講內容幾乎感動在場所有人。

他對「翻譯」何以是理解世界的方式有深刻詮釋。以「星座式網絡」描述「小語言文學」應該相互映照而共同在文學星空閃耀的建議，也讓我耳目一新。

於是有這次專訪產生。在專訪中他曾說過一句：「在辛波絲卡和米沃什的土地上。」這正是我對他演講與回答問題時的感受：他的言詞獨特而具有文學質地，標示著來自辛波絲卡國度的印記。

當然這個專訪，不是因為這些詩意感受。而是，我們如何透過身處中歐文化交流現場的外交官與漢學家眼中，看台灣文學如何被閱讀和理解？這是一個我們過去少有機會認識的角度。

現任波蘭哥白尼大學教授的梅西亞，博士論文研究雲南納西族（東巴）象形文字。他曾經在北京擔任波蘭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也曾擔任波蘭臺北辦事處處長。這些經驗使他對台灣文學曾經被視為「中國文學支脈」，到現在已經展現自己的歷史脈絡與獨特性，有深刻理解，與寬廣的視野。

由於梅西亞回答篇幅甚長，但充滿思辨與極具啟發性，可說是相關領域少見的重要內容。所以採取不刪節的方式，分上下兩篇全文刊出。也謝謝國立臺灣文學館對促成本次專訪的協助。

上篇：台灣文學在中歐的存在與共感

1.能否先簡單介紹您自己？當初是什麼因素讓您決定學習中文？

我的名字是 Maciej Gaca，我是一名漢學家，也是一位研究文字系統、文化與華語語系文學流通的學者。多年來，我的學術工作主要聚焦於東亞文字史，從傳統書寫系統到邊緣、瀕危與非標準的書寫方式。我的博士研究探討納西族（東巴）象形文字如何概念化時間與空間，這個研究經驗塑造了我對書寫的理解：書寫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嵌入形式中的文化記憶。

除了研究，我也在編輯、學術與外交領域工作，曾在北京與台北長期任職。我主編了一本台灣當代小說選集，我的角色不是翻譯者，而是詮釋者與策展人，在不同文學世界之間搭建橋梁，辨識跨語言與跨文化能夠引起共鳴的要素。

至於我為何開始學習中文? 並不是出於對異文化的浪漫迷戀，而是一種深刻的好奇：一種語言系統如何建構思想、情感與知覺。在「臺灣作家節」的演講中，我說：「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行為，它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

學習中文是我理解世界的第一步。有意識地跨越自己語言的邊界，也邀請另一種世界觀重塑我的閱讀、詮釋與思考方式。

2.您同時具有派駐北京與台北的經驗，相信您非常了解這兩個地方。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國際上的學術界與出版市場討論「華文文學」時，都以「中國文學」為重心，甚至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支。

但現在，隨著各種因素，像是地緣政治與晶片等，台灣的重要性從過去被刻意忽略，到必須正視其存在。

「台灣文學」的重要性與獨特性，也逐漸為世界所知，不但獲得國際獎項肯定，外譯作品也越來越多。

現在波蘭學界的漢學家是如何定義「台灣文學」的呢？

您在演講中提到，台灣與波蘭有類似的歷史處境，在「大國」影響下，曾經有一段時間，連使用的語言都受到箝制。

由於有命運相同的共感，讀者是否更能認識到「台灣文學」有其本身發展脈絡？

現在波蘭讀者對「台灣文學」是否有比過去更多的興趣？有哪些題材，以及有哪些台灣的作家，在波蘭受到歡迎？原因是什麼？

多年來，國際學術界傾向將台灣文學歸入「中國文學」的廣義範疇，掩蓋了其語言複雜性與歷史特殊性。波蘭也不例外，台灣文學長期作為華語文學研究中的邊緣分支流通。然而，這種看法近年已有明顯轉變。正如我在〈Translating Taiwan〉中所寫，波蘭的討論正從「語言問題轉向存在性問題」，從分類轉向台灣文本在我們出版場域中被看見、流通與討論的能力。

今日，波蘭漢學界普遍將台灣文學視為一個具有自身完整性的領域：

• 多聲部，

• 歷史層次豐富，

• 由語言多樣性所形塑，

• 並根植於台灣自身的政治與文化軌跡。

它不再被視為某個更大範疇的一支，而是一個需要自身詮釋工具的自主傳統。

這種認可不僅存在於學術層面，也包含情感層次。在「臺灣作家節」演講中，我提到波蘭與台灣之間的歷史平行關係：兩個社會都經歷過語言受到外部力量規範或限制的漫長時期。我當時說：「在波蘭和台灣，說話是抵抗，寫作是信念。」

波蘭讀者對這個觀點反應強烈。這幫助他們理解台灣文學承載著自身的記憶與勇氣，源自於一段無法被簡化為任何「大中華」敘事的歷史。

這種共同經驗立刻搭起了橋梁。當波蘭讀者讀到台灣作品中關於語言張力、記憶、流離或尋找聲音的故事時，他們會聽見自己文化過去的回聲。

因此，對台灣文學的興趣明顯增加，不僅因為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更具能見度，更因為其文學填補了波蘭人文化想像中的空白。它談及多元性、共存、多語言主義，以及如何在不簡化的前提下保存身份。

在波蘭引起強烈共鳴的台灣作家正反映這些主題：

• 吳明益：因將環境想像與深刻的倫理敏感交織而備受推崇。

• 楊牧：以哲學清晰與詩歌的精緻音樂性著稱。

• 邱妙津：她的情感誠實與道德勇氣，直接觸動熟悉壓抑與自我探尋歷史的讀者。

• 李昂：以尖銳的女性主義視角重新詮釋權力與傳統而受到讚賞。

這些作家在波蘭找到讀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擁有倫理深度、語言豐富性與敘事真誠。它們顯示台灣文學既非模仿，也非邊緣，其關懷具有普遍性，卻無疑深深扎根於台灣自身的歷史與文化景觀。這正是波蘭讀者越來越以好奇與尊敬看待台灣的原因。

3.您曾主編《臺灣的滋味：臺灣當代小說選》，為什麼選擇以飲食文化，作為讓波蘭讀者認識台灣的「窗口」？以及挑選林海音、蕭颯、鄭清文、巴代、李昂、賴香吟、黃崇凱、洪明道這幾位作家作品的原因？

我之所以選擇「食物」作為讓波蘭讀者認識台灣的窗口，不是因為它繽紛或富有畫面，而是因為在台灣，食物是島嶼最深的身份語言之一。在選集的導言裡，我寫道，台灣社會長期活在一個根本而反覆的問題中：「我們是誰？」

而令我著迷的是，這個問題並不僅在政治理論或歷史辯論中被解答，它每天都透過味覺、儀式與飲食的親密動作被回答。

台灣歷史層層疊疊且不連續。五千年的原住民存在、數百年的殖民政權、一波波移民潮，以及極迅速而和平的民主化。每一段時期留下的痕跡，不只在檔案中，也存在於廚房、夜市、家庭食譜以及塑造日常生活的小習慣中。

台灣的食物承載著記憶。它記得穿越東南亞的原住民貿易路線、日本殖民時期、中國國民政府遷台，以及21世紀不斷演變的全球影響。它是島上長期與身份認同協商的感官記錄。

對波蘭讀者而言，飲食是最自然的進入點。味覺不需要解釋。它邀請你進入另一種文化，卻不要求你先背誦地緣政治歷史。然而，在台灣，每一種味道都是歷史。在家族餐館經營的一碗飯、夜市裡分享的一盤小吃，短篇小說裡某道童年料理的氣味，這些瞬間承載歸屬、失落、多重性與再造的情感重量。

台灣作家很少以字面上的意義書寫食物。他們寫的是：

• 遷徙與回歸

• 殖民地裂痕以及後續影響

• 世代記憶

• 傳統與現代生活的張力

食物成為敘事的載體，一種探問身份如何形成、被遺忘、重新發現或被質疑的方式。因此我選擇那些理解食物不只是一種滋養，更是一種見證的作者。他們的故事揭示台灣多語言、多元文化的景觀：台語、客家、原住民語言、普通話、日本影響、東南亞移民，全都透過感官過濾呈現。

但這本選集還有第二條軸線：空間。在台灣，味覺與空間密不可分。書寫食物，就是書寫街道、海岸、市場、都市密度與鄉村節奏，所有身份被協商的環境。這些作者捕捉人與其所居之地動態的關係，展示台灣過去與現在如何透過日常生活被不斷重寫。

因此，《臺灣的滋味》不是一本關於料理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一個國家如何理解自己的書。以共享食物這最普遍的人類動作呈現。透過味覺與空間，這些故事邀請讀者進入那個仍在持續進行中的對話：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身為台灣人意味著什麼。

如果台灣核心的問題是「我們是誰？」那麼食物是島嶼最真實的回答之一。而文學則是這些回答深度展開的場所，親密、感官且深具人性。

4.您在演講中曾對「翻譯」的意義，進行深刻與精闢的詮釋。如果落在實務面，翻譯台灣文學是否有其困難之處? 比如，使用繁體字，以及出版品大多採取直排，以及作品中可能有不同族群的語言等。

是的。翻譯台灣文學的確有困難，但這些困難是揭示而不是遮蔽。它們不是阻礙，而是讓文本結構變得可見的方式。在「臺灣作家節」的演講中我說過，從中文翻譯成字母文字，是「從可見的意義走向可聽的意義」。

漢字在每一個字形中包含語義深度，詞源層次、隱喻、視覺記憶，而字母文字只能捕捉聲音。翻譯台灣文本時，我們不只是跨越語言，而是在跨越認知的模式。

對西方讀者來說，這種跨越常常暴露出我們的認知盲點。我們來自一個意義由線性音素序列承載的世界，因此自然將書寫視為言語的延伸。但在東亞很多地區，書寫從不只是單純的語音，它是一種視覺與文化考古學，是將時間與空間儲存在字形中的方式。因此我才會說，一筆筆畫裡包含「文化地層學」，而這在轉寫成拉丁字母時會消失。

這種不對稱在西方試圖模仿東亞形式時變得特別明顯。想像用英文或波蘭文寫的俳句，即使它可能很美，也始終是部分的再現。我們用的是字母書寫，這是一種為抽象設計而非視覺共鳴所建構的系統。日語的俳句透過漢字承載意義——字形的密度、沉默、視覺隱喻——而英文與波蘭文版本必須透過文字遊戲或延伸隱喻來彌補。它可能在藝術上成功，但體驗已不相同，因為文本原來的多模態性被扁平化了。

翻譯台灣文學時也是如此。

台灣書寫經常跨越不同的口語語言：普通話、台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如阿美語或排灣語。這些語言的轉換從來不是裝飾性，它們標誌記憶、身份、階級、地理、世代差距，以及島嶼殖民與抵抗的層層歷史。當作者改變語言時，文本的情感溫度也隨之改變。

一個具體例子來自邱妙津的《鱷魚手記》。邱妙津在作品中頻繁在中文、英文與日文間切換，每一次切換都是刻意，且蘊含深意。日文出現在自省或疏離時刻，呼應殖民時代的文化餘緒；英文常象徵全球化、知識份子、酷兒自我；普通話既代表親密感，也代表社會約束。這些轉換在翻譯中不能被「抹平」，譯者必須讓讀者感到這種轉換，即使他們無法完全解讀。

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嵌入台灣小說中的台語或原住民族語詞彙。當作者突然從中文轉向台語，或許是為了表達情感、憤怒與世代記憶，這個瞬間就包含自身的歷史。正如我在「臺灣作家節」演講中所說：「譯者就是見證者，他們保存那些曾被迫沉默的聲音。」保留語言轉換就是見證的一部分。僅靠替換詞語是不足的；翻譯必須帶有轉換的語氣，以及角色在那一刻選擇那種語言的重量。

連形式本身也讓翻譯變得複雜。直排文字在詩歌或混合形式中，非常常見，創造出橫排文字無法複製的空間意義。繁體字保留了簡體字已消失的語義回聲。原住民族詞彙中常包含其形態中蘊含的宇宙觀。

然而，這些挑戰都不是狹義的障礙，正是這些讓台灣文學如此豐富，也讓翻譯成為一種謙卑的行為。它迫使我們作為字母讀者意識到自己觀點的限制，並接受某些層次無法重現，只能虔誠的傳遞。

因此，翻譯不是簡化，而是一種關懷的行為。試圖讓另一種語言持續存在，即使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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