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共統治下的中國人還是《傳統漢文化下的華人》嗎？

[Newtalk新聞] 國民主席委鄭麗文於舉選時期在（29日）吳稚暉紀念活動時表示，她帶領的國民，要讓全部的台灣人都能自豪、自信地說「我是中國人」，國民要有清楚中國認同，不要再掉入民進設下的陷阱。當鄭麗文講說《國民要有清楚的中國認同》時，我真的想問這位主席：共統治之下，還有以前國民政府在統治中國時所講的《中國人》嗎？

一、使中國人產生斷層的主因=以治國

的體制基因並非中國歷史本身的演化產物，而是來自列寧主義式的政國家體系（Party-State System），這正是共產國際在20世紀輸出的核心模式。它有幾個基本特徵：1、高於國家：國家不是獨立機構，而是的工具；所有權力都要通過組織的運作。2、政治合法性來自革命，而非民意或法治：自認為是歷史的代表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權力不是被授權，而是被「歷史使命」賦與正當化。3、持續的鬥爭哲學：即便在和平時期，也必須不斷「鬥爭」以維護政權的安全。這使得這個體制具有高度的防禦性與排他性。
這些結構就共同形成了「以治國」的根本邏輯：國家為服務，社會服從政治，政治服從意識形態。

二、建國後的社會（1949–至今）

建國之後，國家與社會完全合一，一切組織都被納入的體系（此即政軍一體）。
在這種政治體系之下，思想被統一化，從「思想改造」到今日的「政治學習」，政治就成為精神生活的核心。於是整個社會行為就被導向至《集體服從》，個人行為以「政治正確」為最高準則。
在這種社會體制之下， 人的性格就有如下的特色：1、外表順從、內心戒懼；2、習慣觀察「上意」行事（政治的敏感度極高）；3、公共責任感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保身文化」與「沉默策略」；4、在情感上對國家既有依附又有不信任。這種人格在政治心理學中，常被稱為「權威順從型人格」，以即是一種被制度長期馴化後的集體心理模式。

三、「集體主義」取代了「個體責任」

在民國時期，人們仍被鼓勵作為「獨立的公民」思考。但在體制下，人被定義為「集體的一部分」， 最終要服從於「」、「人民」、「國家」這些被抽象化的整體。其結果就導致：1、道德判斷變得相對化，「只要是的決定，就是對的」；2、個人行為傾向於服從上級而非內在原則；3、社會中形成「責任消散」的現象——人人參與，但沒有人負責。這使得共下的中國人整體性格變得更務實、謹慎、現實主義化，但同時也更缺乏信任與道德勇氣。

經過七十多年，「以治國」的政治文化逐漸滲入社會心理，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怕牽連、怕被利用）；知識分子普遍失語，害怕言論出事；年輕世代走上功利化、犬儒化，也就是別談理想，談錢最安全。

四、全世界的癌症=共產中國

在以治國之下，權力極具封閉性，共產體制的核心在於權力集中與不透明。只要權力不透過制度分立來制衡，政治就會以「控制」為主，而非「共存」。共的意識形具有態壟斷性， 仍將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的基礎（「領導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意味著任何多元思想或制度競爭都被視為威脅，這與現代國際政治的「共存共榮」之開放性根本相反。 在國體制下，「政權安全」永遠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這種邏輯使得外交、經濟乃至教育政策，都是首先服務於的穩定，而非社會整體福祉。這就形成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特色：

1、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外交模式本質上屬於現實主義外交（Realist Diplomacy），亦即以國家利益、主權安全與權力平衡為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模式在與其他大國互動時（例如美國、俄羅斯、歐盟）能形成某種「互相制衡的穩定」。例如：中俄之間在戰略上合作，並非真正的盟友，而是出於共同抗衡美國的需要。中美之間即使有激烈競爭，仍維持一定層面的溝通，因為雙方都知道全面對抗的代價過高。結果，這是基於實力與利益的穩定，而非信任的穩定。

2、在經濟層面，相互依存只是帶來暫時的穩定。中國與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及歐洲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互賴。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亞洲、非洲、拉美多國建立了經貿連結。這樣的經濟依存確實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穩定關係，因為雙方都有利益要顧及。但問題在於：一旦經濟利益失衡（如債務問題、貿易逆差過大），關係就會惡化；中國的投資往往附帶政治條件，引發對方國內的不滿或警惕。結果，這是交易型的穩定，而非制度化的穩定。
3、在價值與制度層面，與諸多國家缺乏共識而造成潛在不穩定。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價值觀與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缺乏共同的「規範語言」（normative language）。例如民主、人權、法治等概念在國際社會中仍是衡量關係的關鍵。但中國拒絕這些普世語言，主張「各國制度平等」、「不干涉內政」，這雖可避免衝突，但也讓關係難以深化。結果就是中國與他國的關係多停留在「合作而不信任」的層次。
傳統中國的「天下觀」是一種文化性、秩序性結構：中國自居為文明中心，以文化感召周邊。「王道」意味著以德化人，而非征服他人，雖然事實上常常成為侵略他人的大義名分。但至少傳統的王道思想（源於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講究仁政、和諧與秩序。它是一種帶有道德正當性的政治理念，強調「禮義」、「仁德」與「天下為公」；在外交層面上，體現為「懷柔遠人」、「不以力服人」。但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則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套思想強調階級鬥爭、革命與權力鬥爭，講究「敵我」區分。即使後來在實踐中更趨務實（例如鄧小平以後），其核心仍是「現實利益」與「權力均勢」，而非道德感或天下秩序觀。

近年中國官方在外交修辭中有意重提「天下觀」與「王道思想」的元素，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但這種話語更多是文化包裝，意在塑造文明自信與話語權，而非真正回歸儒家式的王道精神。共產中國的外交行為，不具備傳統中國「王道」的德性與秩序意識，而是以現實主義與權力邏輯為主軸。它或許借用了「王道」的語言，但實質上更接近「霸道的現代化版本」——只不過披上了文化與合作的外衣而已。

五、這就是鄭麗文口中的中國人嗎？

鄭麗文曾說她為什麼脫離民進？其實一聽也知道那只是藉口吧！她應該知道民進至少沒有以政治力量強迫人們接受國教育吧。但是，她要讓台灣人自豪講出自己是中國人，她可曾了解到現代的中國人跟古代的華人已經產生斷層，，難道妳還要台灣人過著比國民更嚴厲的國統治嗎？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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