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五姊妹」十周年：從苦哈哈到樂呵呵，海外中國女權人士藉「另類脫口秀」反抗父權

十年前，中國女權行動人士在「五姐妹事件」中遭到打擊，幾乎銷聲匿跡；十年後，一些出走海外的女權主義者和年輕一代發起「女權開放麥」（open mic）找尋自己的聲音——這種「另類脫口秀」成為她們手中自我賦權、自由表達的武器。

不久前，在紐約一個酒吧的地下室，上百位觀眾擠在狹小的空間裏，觀看一場「女權開放麥」演出。昏暗的燈光，簡易的舞台，氣氛卻十分火熱。

「在遭遇網暴那一週裡，我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寫文章回應，另一件是自慰。我邊自慰邊想，女權運動何去何從。古有周恩來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讀書，現在有我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自慰」。

表演者是中國女權主義者梁小門，這是她第一次登上「女權開放麥」的舞臺。那個段子她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尷尬」，但現場的鼓掌和歡呼聲非常熱烈。

「我立刻覺得，我的遭遇得到了關注，也得到了理解。」梁小門回憶。

當時的她嘗試把女性自慰理解成對身體的掌控，先掌握了自己的身體才可能掌握女權運動的發展；用這兩者的關係進而影射讀書與中華民族崛起之間的關係。

「在我看來，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有時候跟讀書一樣有力量。中國人的女性權利提升，也跟中華民族息息相關。」她說。

梁小門提到的網暴事件發生在2022年4月，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國際時評團隊的微信帳號「補壹刀」發文，點名指責她在美國推動所謂的中國女權運動，是「美國意識形態『反華產業鏈』的重要一環」。文章發出後，她在網上遭到各種辱駡，甚至人身攻擊。

梁小門發表文章進行反駁，但文章再次被封禁，她用了12年的微信帳號也被禁言。

「女權五姊妹」事件

33歲的梁小門從大學時起就開始組織和參與女權倡議活動，但「五姐妹事件」後，她迫於壓力離開中國，目前在紐約做律師，為低收入者提供法律援助。

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五名中國青年女性因計劃一次反性騷擾活動，被逮捕並遭刑事拘留，引發廣泛關注，後被稱為「女權五姊妹」事件。

從此，走上中國街頭為女性權利發聲變得不再可能，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維權律師和勞工工作者被抓捕，致力推動LGBTQ權利的機構在壓力下關閉，中國公民社會進入寒冬。

當年，梁小門剛大學畢業一年，和五姐妹一起推動反對公交車上的性騷擾，但沒想到，活動還沒開始，年輕的夥伴就被拘捕。

梁小門的父母受到問詢，她自己也備受壓力，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麽走，「覺得很迷茫」。一年後，她離開中國，打算邊讀書邊思考女權議題。

到了海外，她沒有停止關注婦女權益，仍在中國國內社群媒體發表文章表達看法，但文章經常受到審查而被封鎖，包括2022年的那次網暴。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寫出來的文章會被刪掉，或者要自我審查一些詞語才能發出來，我的想法被大打折扣。」梁小門說，她逐漸對公共表達失去了興趣。

「女權開放麥」舞台上捲土重來

一次偶然的機會，梁小門在與朋友交談中受到啓發，開始壯膽登台，嘗試「開放麥」，後來成為表演常客。

這正是近年來一些離散海外的中國女權行動者找到的新表達空間。在紐約、華盛頓、西雅圖、多倫多、倫敦、荷蘭、香港等地，女權和酷兒主題的脫口秀演出陸續興起。她們以搞笑、詼諧的方式關注女性和LGBTQ權利，也為新一代中國女權人士提供了自我表達的平台和凝聚的力量。

梁小門參加的是紐約「女子主意」舉辦的演出，這個草根團體是較早舉辦海外華語女權開放麥的先驅，目前有約10位核心成員，自2022年成立以來，已舉辦20多次公開演出。演出場地從可以容納十幾人，擴展到幾百人，並公開售票，目前平均兩個月舉辦一次演出，形成了較成熟的運作模式。

「參與者的政治光譜不同，我們的主要訴求是希望給演員和觀眾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盡可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對中國政治審查或各種社會問題進行批判和反思」，一位核心組織者告訴BBC。出於安全考慮，這位中國女性權益工作者要求匿名。

這位組織者說，不少團隊成員回國時受到監控，或者家人被監管部門騷擾。她們曾在網上發布的脫口秀片段被作為證據，部分內容涉及對中國領導人的諷刺。

過去半年多，「女子主意」開始嘗試不同的演出方式，也舉辦線上工作坊，與其他地方的團體分享組織和表演經驗。「我們希望連結社群，讓大家有空間去表達，或者有空間相互認識。」上述組織者說。

長期耕耘在婦女權益領域的馮媛對BBC說，過去十年，儘管以NGO為主要形式的公民社會的行動者進入低谷，「但更多的個人、非正式群體/小組，以更加靈活多樣、時隱時現，甚至以讓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提出訴求，變革社會。」

她表示，關注女性權益者過去多數用政策建言、學術研究、街頭抗議或法律訴訟等途徑，但現在，脫口秀作為一種娛樂形式，降低了參與門檻，讓普通人也能「在笑聲中思考和表達有關性別、身體、自我意識等話題，也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同溫層，讓更多人聽見。」

「這表示中國女權運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我們不止苦哈哈地去爭取權益、去大聲疾呼，我們也可以樂呵呵地來表達自己。」馮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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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療癒性侵創傷

10月一個週末，在紐約曼哈頓一家意大利餐廳裡，一場「故事開放麥」正在上演。

順著旋轉樓梯來到地下，出現由餐廳改造的表演場地，700多平米，可容納上百人。舞台設在逃生門前，左邊掛著主辦方「女子主意」四方格的布藝設計，右邊是設計成書的樣子的大海報，寫著「第一章，做自己故事的講述者」。

主辦方以「故事」來命名，是希望鼓勵演員用個人的敘事方式和風格講述自己的遭遇，包括作為性少數的出櫃，遭遇性騷擾的經歷，獲得政治啟蒙的過程等等。

淼淼是其中一位演員，她2017年來到美國，曾在紐約一些英文主流脫口秀中演出，也辦過自己的脫口秀專場。她曾遭遇性騷擾，脫口秀對她來說是「應對創傷的過程」。

2021年，淼淼在與男友發生親密關係時，要求對方戴上避孕套，對方謊稱說戴了。性行為過程中，她發現受到欺騙，口頭叫停，但對方並沒有停下。

「一秒鐘我就懞了，身體立刻僵硬起來。」淼淼對BBC回憶起當時的反應。

「一個念頭出現，我是不是遭到了性侵，」這種想法在她腦海中徘徊。但顧及到個人安全，她趕緊逃出來，回到家裡。後來她跟兩位美國朋友說起，對方告訴她「這是性侵」，她才反應過來。

大衆通常對性侵的理解局限於用粗暴、脅迫、恐嚇等方式實施的性行為，但在有些地方，一方沒有表示「同意」，或雙方沒有按照約定進行的性行為，也被劃為性侵範圍。

淼淼後來報警，嘗試討個説法。警察錄取了口供，但表示紐約州沒有偷摘保險套（Stealthing）相關法律規定，後來不了了之。

她始終接受不了這件事，不斷質問自己，「如果我當時沒有怎麼做，或者有其他反應，是不是這件事就不會發生？這是不是我自己的錯？」

在這期間，淼淼被診斷出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每次她在公交車上，有男性靠近，她就感到呼氣局促，精神緊張，這種情況持續了九個月。

為了療癒創傷，也為支持有類似經歷的人，她在一次脫口秀演出中講述了這段經歷。

「對我來說，這些創傷和壓力都可以通過創作和反覆講述來幫助自己接受，也讓我從中找到自己的敘述方式，獲得一些控制感」，淼淼說。逐漸，她覺得蒙在心裡的陰影明顯少了一些。

馮媛說，「在一些條件下，脫口秀可以成為一種治癒的力量」。據她觀察，有些開放麥團體會在演出前組織讀稿會，在保護隱私的情況下請演員讀出自己的作品，其他人給與反饋。這不僅能提升表達技巧，還能提高大家對事情的認知，找到自己的內在力量，並與夥伴一起共同應對困難。

「有了一些規則和共識之後，就能成為賦權的一種方式。」馮媛說。

「跑調」《新聞聯播》挑戰權威

在「女子主意」的演出中，有一項常規節目叫「新聞月播」，模仿中國官方媒體CCTV每晚7點定時播出的《新聞聯播》——這個節目被視為官方喉舌，播報當天發生的重大時政新聞，自1978年開播以來，是中國新聞收視率最高的電視新聞。

「新聞月播」中，在同樣的音樂背景伴奏下，兩位主持人播報當月中國社會備受關注的事件，以幽默、調侃的方式表達。

「像是一個跑調的《新聞聯播》」，一位主持人對BBC說。

在2023年一次節目中，「新聞月播」對疫情期間發生的一次民眾示威事件進行播報。那是發生在2022年底的事，由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火災中的喪生者而起，蔓延至全國多個地方，形成反對清零政策的示威潮，被稱為「白紙運動」。

主流的《新聞聯播》中幾乎不可能播報這類事件，或以很少的篇幅報道，但在脫口秀演出中，主持人還邀請了被稱為「戰狼外交官」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由演員扮演）進行回應：

「你所説的個例非常片面，在中國年輕人之中，我相信沒有代表性。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的人都在偷著樂呢。」

台下笑聲不斷。

在最近一次脫口秀演出中，兩位演員設計了「當開封騎手遇到『六四』騎手」小品。她們分別扮演當今中國大學生和八十年代大學生。前者影射去年11月約10萬大學生騎共享單車，從鄭州前往開封吃灌湯包；後者影射1989年夏天，北京各校大學生騎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集會，要求民主和言論自由。

這兩個角色穿越時空交談。當代大學生問：「你在什麼群組？說不定我們是群友。」他指的是微信上建立的聊天群組。

八十年代大學生回答：「群？我在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那是在示威期間抗議學生成立的自治性組織，官方視為非法。

當代大學生回應說：「你們的群名這麼正式，我們的群組叫做『一起吃包子』。」

創作者告訴BBC，她們希望通過兩代大學生集體騎行，來影射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

對抗海外華人圈的厭女文化

「女權開放麥」創作者的想法層出不窮。

在倫敦，95後留學生Lily和夥伴一起成立「閃電女子」團隊，閃電是「煽顛」的諧音。她們第一場演出就以「我的閃電時刻」為主題，鼓勵演員把自己做過的直接反抗父權制的事情講出來。

Lily說，許多朋友都有「非常強烈的意願」參與脫口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們覺得，女性的聲音在海外權益倡導活動中沒有被聽到。

Lily從來沒在中國參加過街頭運動，但在海外華人圈，時不時發生的遊行對她產生了強大衝擊，她「如飢似渴地學習」。在抗議現場，她發現許多標語令她感到很不舒服，比如把反抗對象貼在一個裸女的身上，「非常厭女」，她說。

「我開始想，到底女性的聲音有沒有被聽到」。

後來，她們舉出這樣的標語：「民運男，你的襪子是誰洗的，你的稿子是不是有你老婆當免費的翻譯。」

這些經歷凝聚了一眾像Lily一樣的新一代女性權利關注者，她們把創意帶到脫口秀演出中。

「我們在許多笑中帶淚的故事中產生了共鳴，發展出非常珍貴的關係，和線下抗議不一樣。」Lily說。

「它很好笑、很好玩，可以抱著完全輕鬆的心情來參加，而不是非常沉重地、苦大仇深地去探討什麼政治話題，我覺得這種幽默是非常重要的自我賦權的一種方式。」

脫口秀的「紅線」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閭丘露薇對BBC說，「女權開放麥」在海外流行起來，一定程度是受到中國國內單口喜劇（Stand-up comedy）的影響。

「這幾年單口喜劇在國內非常受歡迎，在受眾人數方面，尤其是年輕人娛樂消費形式，上升非常快。尤其是圍繞脫口秀產生一些性別話題的討論，或多或少會產生一些示範性作用」。

不過，在國內審查環境中，脫口秀這項冒犯的藝術也觸碰到「紅線」。

2023年5月，一位脫口秀演員在演出中講了一段關於他收養的狗的玩笑，說這見到這兩條狗時他們在追松鼠，讓他想起八個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

這條段子引發輿論地震，被批侮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發文批評，稱「價值觀立得端，言行才不會跑偏」，文化部門對這位演員所在的公司進行調查，公司被罰上千萬人民幣。

閭丘露薇博士說，雖然在海外的女權脫口秀沒有了自上而下的壓力，但只要和國內還有連結，包括和家人往來，那麼在議題的選擇上仍會受到限制。

據她觀察，「在純性別議題上可能比國內的討論要開放，但如果涉及到政治或人權議題，從制度上來批判政府或父權主義的話，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這樣做。」

為了提供相對安全的環境，海外各地「女權開放麥」的演出通常不允許拍照、錄音和錄影。有工作人員會在現場巡視，檢查是否有人違反規定。即便記者提前與擧辦方溝通，也會再次受到提醒，不要拍攝演員和觀衆的正面照片。

當然，這種擔憂也成為熱愛脫口秀的演員的段子。

倫敦「閃電女子」的演員Ray在一次演出中說，她有次回國，因擔心在海外組織女權活動而被逮捕，於是做了很多準備。其中包括把常用的電話卡藏在月經棉條裡，以防海關搜查，「還不是那種導管式棉條，是指入式棉條，因為盒子比較小」。

「我就是祈禱那些來搜查我的人，會被自己的厭女情結所蒙蔽，不會去翻我的棉條盒，」Ray說。

事實上，沒有人搜查她。她把這件事寫成段子，試圖「放大它的荒謬性」：「棉條能幫你解決問題，非常有用。所以別人求神拜佛，我拜棉條！」

與商業性質的「開放麥」不同，許多「女權開放麥」通常不以盈利為目的。較為成熟的團體尚且可以在場地租用和票務收入上達到基本平衡，但仍無法支付演員勞動報酬，一位組織者形容是「用愛發電」。

在審查和資金雙重壓力下，海外女權脫口秀能否持續下去，進而影響中國國內的女權發展，還是一個問號。

在紐約的梁小門認為，海外女權社群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行動者還在持續探索不同的形式。

「脫口秀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保留一些火種，讓我們繼續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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