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捷攻擊事件省思 煙霧彈之後：台灣公共安全與社會韌性的壓力測試

記者李鴻典／台北報導

27歲張文犯下重大治安事件，台灣基進今 （21）天發表長文《煙霧彈之後：台灣公共安全與社會韌性的壓力測試》，文中提到，12月19日的煙霧彈，真正揭露的不是人性的冷漠，而是我們對危機準備的不足，若能推動公共安全文化的轉向，讓更多人知道在危機中該如何行動、互助與存活，那麼至少，未來能少一點無辜的犧牲。公共安全不是靠僥倖維持的日常，而是需要被集體學習與演練的能力，這一次我們已經看見破口，剩下的就是能否願意真正補上它

以下為台灣基進《煙霧彈之後：台灣公共安全與社會韌性的壓力測試》全文：

2025 年 12 月 19 日傍晚，台北市捷運系統與中山區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不只是一起治安悲劇，更是一場殘酷的社會實驗。

兇嫌在捷運與商業核心區域丟擲煙霧彈、持刀遊走，而最令人不安的，並非只有暴力本身，而是在關鍵的數十秒到數分鐘內，公共空間中普遍出現的「集體遲鈍」，許多人沒有立即撤離、沒有警覺異常，甚至誤以為只是表演或事故。

這是公共安全文化破口的危機。

和平社會的副作用：風險「去現實化」

台灣社會長期處於低暴力經驗環境，多數人一生未曾面對恐怖攻擊或極端個體暴力。這種和平並非問題，問題在於它逐漸形塑出一種心態：

面對異常情境，第一反應不是自保，而是否認風險。

煙霧、尖叫、奔跑，在畫面中同時存在，卻未能立即被理解為「正在發生的攻擊」。這種現象可稱為一種「去現實化反射」：

人在高資訊、影像化的社會中，習慣將眼前事件視為可觀看、可拍攝、可轉傳的內容，而非必須立刻行動的危險。

這種文化性遲鈍，使公共空間在危機初期出現致命的警覺真空。

防災教育的盲區：重自然災害，輕忽人為攻擊

目前台灣的防災與公民教育，仍高度集中於地震、火災與颱風，對於「現代城市常態風險」，如隨機攻擊、持刀暴力、模仿型行兇，幾乎沒有系統性訓練。

國際上已廣泛採用的 Run–Hide–Fight（逃、藏、抗） 原則，在校園、企業與公共場所被視為基本常識，但在台灣仍屬邊緣知識。多數人不知道如何快速辨識出口、不知道什麼情況應立刻撤離，也不具備基本止血或協助傷者的能力。

這意味著，一旦攻擊發生，傷亡不只取決於兇嫌，而取決於群體是否具備最低限度的自救與互助能力。

從「個人犯案」到「結構風險」：孤立個體如何被放任墜落

事件後，輿論很快將焦點收束為「孤狼犯案」。這種說法在司法上或許成立，但在公共安全層次卻過於簡化。

兇嫌並非瞬間失控，而是經歷了長期的失去工作、脫離制度、缺乏支持，最終進入一種「無人接住」的狀態。這並不等於社會必須為暴力負責，而是提醒我們：

當社會安全網對高度邊緣化個體完全失效時，暴力風險會被累積而非消失。

精神健康、通報機制、社區支持與制度追蹤，並非慈善議題，而是公共安全的前端防線。

認知環境的放大效應：恐懼如何被利用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事件在高度數位化的輿論場域中，極容易被過度放大與政治化。恐懼被渲染成遍地開花、事件被導向制度失靈、討論迅速滑向極端對立，讓社會陷入互不信任。

這正是冷戰時期由前蘇聯情報人員所描述的「去穩定化」過程：

不是製造單一事件，而是利用事件放大焦慮、侵蝕中間理性，使社會在內部分裂中逐漸喪失自我調節能力。

當每一次暴力都被用來證明「民主無用」、「制度失敗」，真正被削弱的，不是犯罪者，而是整體社會的承受力。

把公共安全當作社會韌性的一部分

這起事件提醒我們，公共安全不只是警力或監控問題，而是社會韌性的組成部分。

除了將極端事件應變納入公民與校園教育，讓自保與互助成為常識之外，更應提升公共空間對非常態行為的即時反應能力。此外，強化精神健康與社會支持的前端預警，以及在輿論中保持冷靜、拒絕被恐懼牽著走，都是公民責任的一部分。

一個有韌性的社會，不會因一次暴力就否定制度，也不會因恐懼而渴望「強人秩序」。它能在震驚之後，修補制度、補齊教育，並維持彼此的信任。

12 月 19 日的煙霧彈，真正揭露的不是人性的冷漠，而是我們對危機準備的不足，若能推動公共安全文化的轉向，讓更多人知道在危機中該如何行動、互助與存活，那麼至少，未來能少一點無辜的犧牲。

公共安全不是靠僥倖維持的日常，而是需要被集體學習與演練的能力，這一次我們已經看見破口，剩下的就是能否願意真正補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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