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結退潮與紅色接管 香港立法會選舉與殖民結構的終局

香港2025年立法會選舉前夕，隨著多位建制派重量級議員因介入而宣布退選，標誌著一個時代結構的轉變，可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的終結」。

香港學者羅永生提出一個香港本地化的殖民主義理論----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是一種描述殖民政權和被統治本地精英之間權力分配及管理模式的理論。它並非僅僅局限於外來政權的單向壓制，而是強調殖民政權與當地既得利益階層（地方精英、官僚、資本勢力）相互勾結、相互依賴的統治特性，其作用以鞏固權力、管控地方，並在表面維持「自治」或「制度化」的合法性，同時實質上維持對殖民核心或外部權力的依附。

在香港，這模式可見於英國時期對華人高等階層的拉攏與任用，而回歸後中國中央政權亦延續這種結構，將部分港人納入治理體系。它有二元對立思維，例如英殖時代的「華洋合謀」，「勾結者」既是施政助手也是統治工具，既效忠殖民權力也守護自身利益。

若將這框架運用於香港現時的政治情境，我們可看到：從英治時期「殖民架構＋地方建制精英」的運作，到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制度設計，再到近年主導的「愛國者治港」選舉制度改革——這一整個過程可視為一條從殖民依附（英治）轉向新殖民／再依附（主導）並且依賴本地建制精英配合的路徑。因此，「勾結式殖民主義的終結」便可理解為：在這種依附勾結的政治模式中，舊勢力開始被清除、制度被改造、本地建制精英不再只是配角，而是被替換為「根正苗紅」的新一代，真正由直接主導、而不是透過舊殖民或舊依附機制運作。

「壞孩子」與「Hansard」的消失

近期香港即將舉行的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立法會）選舉中，有「多名建制派議員」宣布不再角逐連任、退選或不再參與。資深建制派議員田北辰及謝偉俊分別宣布不再爭取連任，理由包括年齡、交棒、「下一代接替」。

按照香港立法會慣例，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會期結束前會提出致謝動議，讓每位議員用五分鐘回顧本屆的工作。但今年卻打破傳統，內會主席李慧瓊在最後一次大會舉行前夕，突然宣布，以換屆選舉提名期臨近，要「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和聚焦處理議會工作為由，撤回動議，意味着不再參選的議員沒有機會在官方紀錄中留下個人的工作感言。當中，有「建制壞孩子」之稱的田北辰被問到日後議會是否不會再有「壞孩子」時，田笑言，過去四年已「變乖」，「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大家都知道紅線在哪，已無法再做「壞孩子」。

另一個實際且具有深層意義的改變，是官方把會議逐字記錄的英文名稱，從殖民時代通行的「Hansard」（源於英國下議院會議錄製者Luke Hansard的姓氏）全面改為「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原本香港議會記錄以「Hansard」為正式名號，體現與英式民主傳統的延續。隨著2023年立法會網站與正式文書移除「Hansard」一詞，不僅標誌著語言與象徵的中國化改革，也是英式制度符號從制度層面被徹底抹去。這次退選潮中的共中一人，曾批評港府「法家治港」的謝偉俊感慨地說：「香港的傳統已經買少見少了，如果無傷大雅的，能保留就最好。」

「勾結式殖民主義」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中蘊含著一條從英治殖民體制、地方建制精英勾結、再到回歸後制度延續並衍變的脈絡。而當、藉由「愛國者治港」選舉制度改革、議會文化重塑、議員資格審查等手段介入後，這條依附與勾結的鏈條開始被切割。建制派議員的退選潮、英式議會文化傳統（如告別議案、Hansard議事錄）被廢止或改寫、議會結構與程序被重塑，都是這場體制轉型的具體標誌。這是一種制度與文化的轉向，也是一場關於自治、代表性、制度自主權的崩塌的開始。

作者》關山月 香港青年。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