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研20年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7年
1985年“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权益诉求和文化表达来说，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发展。历来华社研究中心的宗旨和方向一直是在争论不休之中：它应该是一个纯学术研究机构，还是具有政策咨询导向的所谓智库组织，或是一间收集资料库？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它定位模糊，一方面是随着华人团体和华人政治结构的变迁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领导班子（董事会、主任）的更换而有所不同。90年中期，恰好有一批领导人开始注意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举办具动员意义的研讨会之外，也鼓励静态的学术研究。1997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的创刊，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环节来说，是一个颇为具意义的标志。当时的主编游若金在该刊的“发刊词”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既未曾被正式界定过，且有待开发。”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是否可以定位为一种“学科”，我们可以讨论；说这个研究区域“有待开发”，显然是有一个颇为准确的观察，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至今（2005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出版了8年，它的成绩如何，并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我要探讨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些年来在一个大环境里的内在变化和外在挑战。这个议题其实很大，牵涉到马华学术史的评价，我无法对一些重要问题详加阐发或做缜密的推论。在这里我仅仅作出一些方向性的初步看法。
不过还是要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说起。它“独领风骚”了7年，现在它已经不是唯一刊登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学刊了，新纪元学院于去年（2004年）出版了《新纪元学院学报》（至今出版了二期），刊登该学院教职员的研究成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新纪元学院注重研究和出版学报，不只是该学院从教学型转型成为研究型学府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四间建立不久的高等院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拉曼大学）的第一份学报。从第一期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文章。《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乃由一属于华团管理的机构（华研）出版，其资源有限。新纪元学院的学术和财政资源肯定比华研丰厚，办好一分学术刊物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学界给予它极高的期望。
其实任何研究的发展必须有赖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研究基金的投入、学术人员的训练、研究文化的培育等等，缺一不可。学术刊物的目的，在于凝聚一个学科的各方人才，促进研究人员认同、沟通、互动等，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有关键性的作用。有长久历史的学术刊物如《Modern China Studies》, 《The China Quarterly》等等，已经是研究中国的同行之间共认的权威学报。经过长期的累积和，Sinology（汉学、“中国学”）也应然而生了。最近新加坡华裔馆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也是企图撒下一个大网，联系相关学者，努力开辟一个崭新的学术天地。看来一个学科研究成果的转播和分发，实有赖于学术刊物的出版以及其能否建立权威性。（也基于这个原因，我殷勤希望华研不要找理由停止出版《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南方学院虽然没有出版学刊，但是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也是一个贡献。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挣扎，以至成长，这些都是自力更生的成果，来得不易，我们必须珍惜。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用深刻反省和自我检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队伍有逐渐扩大吗？研究成果数量有逐年增多吗？研究领域有逐渐拓宽吗？前沿课题又在那里？它的弊端与偏颇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寻找的。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科乎？区域研究乎？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概念看起来好像很狭小，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可以讨论的范畴其实很大。从学科分类来说（历史、文化、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它拥有非常多的研究视角；若从理论、方法、语文书写、中国/本土、资料收集等等各方面来谈的话，更是广阔。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更增加其复杂性和可研性，可能穷学子们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探究其一二。然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可不可以归纳、定位为一种学科（discipline)，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形成，需要长期的累积，要经历千年、百年的演变与锤炼，建立思维体系、研究框架、角度设定等等，才得以逐步确立、扩散，并在学术范围内获得公认的地位。这是就狭义来说的。就广义来说，它可以指一般的研究范畴（如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华人/华文研究Chinese Studies等），也就是说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时下我们常听到许多种 “学”，如“金学”、“漫画学”，都可以从广义着眼，无伤大雅。如果用狭义来论，那么我们就必须谨慎了。致使我们说在学界颇为流行的“红学”、“敦煌学”，也不是“学科”（discipline) 的意思。虽然从红楼梦研究到“红学”，从敦煌研究到“敦煌学”，已经需要有一段很长的酝酿和拼合过程的。其中研究范畴内容丰富是第一条件，同时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亦不容忽视。就“红学”的历史来说，有人认为是以王国维1904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的，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程。其中还有大师级的学者参与，除了王国维以外，还有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人。刘梦溪就说：红楼梦“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才造就了现在的所谓“红学”。后来渐渐有了“曹学”（作者研究），似乎有点过了头，现在又有位写过《秦可卿之死》的作者说，除了要继续发展“红学”、“曹学”之外，还要自称一派，曰“秦学”。这就令人十分尴尬了。
“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一个概念，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对象，作为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y)，我觉得是无可非厚的，也值得我们鼓励、深化、推动。但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可以定位为狭义的“学科”吗？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领域，其中的术语概念、知识系统、逻辑方法、思维规则、基本规律等等，没有经过长久的学术检验，说得严重一点是毫无头绪，遑论建立了。所以就这个简单原因，如果我们要提倡所谓“华人学”或“马来西亚学”等等，就不必太费神了。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文化底蕴”
根据黄贤强的说法，当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研究状况，有几个特点：以大学为研究基地，以民间学术团体为推动力；重视对专题微观式研究，缺乏从宏观视角讨论问题；开始重视大型或长期的研究计划。这些观察都有事实作为根据，相当正确，我没有异议。黄贤强又提到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研究者的区别，前者有着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作为研究驱使力，而后者则没有。诚然，马来西亚华人的时代焦虑感使到他们励精图治，其转化成的文化救亡力量不可低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深层面，即一般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和研究者所必须涉及的文化思想范畴，这也进一步牵涉到彼等的文化认同。黄文斌曾经强烈疾呼：“离开了华人思想文化，又何来‘华人’特征之可言？”而进一步推论出：“我们认为要解决马华文化深耘的问题，除了要具备对中华文化的‘知识与学问’，也必须要有‘文化理想’。”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和研究者的自主探究知识的内在动力在此。我觉得这两点正是区别了马来西亚和其他区域（或非马来西亚学者）的重要特征。其实，如果要再细分，这个区别还可以在不同教育背景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里寻获。马来西亚中文源流和英文源流的研究者，在经验积累有所不同，以至在心态、意识、动机、关注点，都有所差异。潘永强在评论《The Chinese in Malaysia》一书时，与它和《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相比，认为“英文源流无论研究队伍和学术资源，都更为丰沛”，而“中文版”（即《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此词有误导性，“以中文撰写的”更为准确）的“华人作者群参差不齐”。然后他进一步指出了两个源流的重大分别：前书“某些篇章缺乏感性上的体会，似李锦兴、王碧君关于华人政治与文化处境的论述，就仿佛与华人社会的主流认知有所出入，这也表明英文视野下对华人研究的问题意识、国族认同和文化情怀，都少了一点激情和伤感，多了一份距离和冷峻。”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就珍惜学术包容性和多元化价值而言，这个“各自表诉”毋宁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如果潘永强所说属实，那么中文源流者的 “文化底蕴”显然是造成差异的主因。
华人研究大趋势：疆域和语言系统的文化争霸
外在的学术发展动力也将会冲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块小园地。我们必须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置放在全球华人研究这一个大学术环境来考察，不然，我们可能只是画地为牢，没有多大意思。当前全球华人研究有几个大趋势：
一、中国学术界对“华人”、“华侨”的关注和研究，这十年来已经更上层楼。（“华侨”一词是中国学界的用法，我在这里无法一一申论，只沿用他们的用法。）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研究华侨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而其研究成果亦非常杰出，如北京大学1999年成立了“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已于2002年全部出版。中国这些华人华侨研究，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4个方面展开，涉及的范围广泛：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各国、各地区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华人对居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范围包括了马来西亚华人。
中国大陆学界的弊端，自有中国学者议论。就华人、华侨研究而言，他们有强大的队伍、国家的资助，以及国际/区域策略方面的考虑。这些条件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所缺乏的。以我浅见，中国的华人研究有两个特点：即中国本位论述和“说教性”。中国本位论述是指以中国视角看问题，不一定是牵涉到利益或责任，而是在研究问题上构造出“中心/边沿”、“主体/属体”的概念。“华侨”概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发觉，很大部分中国出版有关新马华人的著作都是从这个视角切入，如《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等等。所以张应龙就指出：中国学者“鲜见从东南亚或者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观察新马华人问题。”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正当他们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时候，这种论述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中国华人华侨研究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说教性”。“说教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中国传统学术不太注重原例的分析和解释，而偏重做人的知识，所谓“修齐治平”、“格物致知”。这个哲理内涵转化到现在行为科学或人文学科里，就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心理导向。这个“说教性”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相对于西方行为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而言；第二则是相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中国“海外”的一分子而言。
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研究者来说，这两个特征似乎都不能完全被接纳到主流的学术范畴内。我们一般不用“华侨”一词就是这个姿态最明显的反映。面对这些著作的“说教性”，学界似乎较低调，对于此类著作，有的读了即忘，有的会不屑一顾。我初步发觉，马来西亚研究者（大部分是华文源流学者，英文源流学者大概没有这个条件）甚少引用中国学者有关新马华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我不认为这是缺乏交流或资讯的结果，而是因为本地学者对于这些研究仍然有所保留。
二、“海外华人”的研究资源也越来越凝聚。在中国大陆之外，谓之海外。海外华人研究就是中、港、台之外的华人研究。1998年新加坡华裔馆出版《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描述了全球37个海外华人社区。这是一本在中国大陆之外编辑的有关海外华人书籍。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组织值得一提，即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 ISSCO), 和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 WCILCOS)。它们的宗旨则同是“发展海外华人研究”。他们定期举行国际研讨会。今年（2005）新加坡华裔馆在ISSCO的旗杆下创办了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这是一分以英文出版的学报。
这批研究“海外华人”学者分散在全球各地，在组织联络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这个局限对于学术群体来说并不是太重要，定期学术会议的举办和学报的出版，其实已经为学科的建设树立了有利和必要的条件。由于这些组织是全球性的（包括中国大陆），它显然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研究视角或活动区域）的框框。大部分研究人员在高等院校任职，接受过西方人文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训练，许多也精通双语（还是以英文为主）。
三、研究华人华侨的中文、英文著作之质量几乎可以平起平坐。诚然，现在学术界，至少在东南亚来说，无可争辩的一项事实是，当前人文和行为科学研究是英文语系强势的天下。文、史、哲在中国有优秀的学术传统，然而就新科目如中国移民史之类的研究课题，恐怕还要借鉴西方学术，尤其是方法。这个“英文学术霸业”局势，以后恐怕不会改变太大。但是我观察到近年来中国和台湾用中文书写的华人、华侨学术著作，在数量方面增加了，水平有突破。上述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就以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双语学报《亚洲文化》来说，我的观察是中文稿的素质与英文稿齐观。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的两份出版物，英文著作《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2002）和中文著作《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2002），总体质量（选题内容、编校、装帧设施、印刷、出版格式等）相当。
诚然，英文学术世界的评审程序较严苛和制度化，优胜劣汰，才有今日在世界强势的地位。但是，很不幸的，就本土学术研究来说，这已经变态成一种崇外（洋）心态，认为只有英文著作才具国际性、原创性、独创性，而中文著作则是“次等”的。这就滋长了一种只注重以英文发表学术文章的风气、一切都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可议的心态。在新加坡，这是南洋大学（以及其被关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其实，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术机制而按部就班提升本土学术机制，而不必一味模范、就范。这才是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中文学术世界参差不齐的情况比较严重是真的，但是用中文书写最好的著作和英文著作一比，其实也不逊色。
以上所说的华人研究的三大趋势，看来是一场学术疆域 （中国/中国之外）和学术语言系统（英文和中文）的文化争霸。表面大家言欢，看似波澜不惊（学术多元、平等竞争），但从学术领导权和主动权上来看，其实是暗流汹涌，它们之间交流与交锋后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值得进一步观测。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将会有一批英文和中文并重学术人才出现、中文将会有限度的被重视，而“华人研究”，无论是“海外华人研究”或是“华人华侨研究” ，将会吸引更多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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