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
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暗中配合下，横渡长江。一时之间，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人如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纷纷起义倒戈，蒋介石统率下经过八年抗战锻炼的铁军，不得不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很快就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
广大老百姓是从歌声来认识一度被称为要“共产共妻”的新统治者。那歌声也委实叫人沉醉欢欣鼓舞，像我，当时一个15岁的少年，在上海亲眼看到解放军第一支入城小分队，看到进攻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兵的战斗，怎么能不被那歌声感动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唱着这些热血沸腾的歌声，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光明灿烂前途无量的新中国正展开在眼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多灾多难的祖国正在走向新生。
我想，不但是我，当时特别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们，更是被这些歌声所鼓舞。他们知道，毛泽东出身农民，从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远在1927年就高度赞颂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说他们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过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在电影中，舞台表演中，总少不了这样的台词：一位解放军进军途中对衣衫褴褛贫穷如洗的农民豪情满怀地我：“老乡，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热泪盈眶的老乡马上回答说：“同志，谢谢你们了！”解放军则说：“你们要谢就谢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会为你们谋幸福的。芝麻开花节节高，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夺取了政权，他进驻了中南海，从此他一言九鼎，号令全中国。毛泽东建立的是“党天下”的一党专制制度。因此他没有逃脱辩证法的惩罚。辩证法有一条铁律：物极必反，否定的否定；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了镇压农民反抗的元勋，由人民的“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辩证法真是一位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大法官。
（二）1950年，在毛泽东的笔下，出现了下列词语：灾荒，征粮，抢粮，群众性骚动，开枪
在渡江刚刚一年、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才7个月的时候，他就下达了我们现在可以查阅到的第一个镇压农民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这篇指示中，时间是1950年5月5日，上距渡江一年零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入主中南海7个月零5天。毛泽东加写的一句话是：“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言外之意是军队向人民群众开了枪！
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写“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呢？注释写道：“这句话加括号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的第二项中的一段话之后，这段话是：‘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泽东接下来用括号加写了一句话：“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这里讲的“群众性骚动事件”，其实就是现在报刊上常说的“群体事件”。这是解放军渡江才一年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事件，在华东南部很多地方连一年也不到，怎么会发生“群众性骚动事件”要调动“武装部队”镇压呢？第一是因“灾荒严重”，第二是因“秋征负担过重”，从而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灾荒严重”是天灾，农民可以理解，可是“秋征负担过重”就是人祸了。
如果因为“灾荒严重” 共产党体恤民瘼而免征秋粮，大概就不会出现“群众性骚动”了，可是“灾荒严重”，再加上“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共产党却不救济，不减免公粮，所以就造成了“群众性骚动”“抢粮”，采取了反抗行动。从“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劝阻”来看，“群众性骚动”的人数相当多，竟然调动了军队前去镇压，可见“抢粮”的群众数量和规模是相当大的了。
毛泽东加写了一句“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从反面证明已经开了枪，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如劝阻无效，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也无效，那么顺理成章就可以开枪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群众生活困难，但对于如何解决并不关心。华东局的指示中所谓“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一语，就为事后名正言顺地“镇压反革命坏分子”留下了伏笔。而且，他对于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的指示也是默认的。
就在上述批示之后7天，毛泽东又有一个同类问题的《关于让陈丕显报告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的电报》（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这封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电报，叫他告诉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原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毛泽东怀疑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要求陈丕显“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苏南三个县农民的问题因为有黄炎培可以“通天”反映给毛泽东。仅仅川沙等三个县就“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再说，川沙、南汇、奉贤现在属于上海浦东地区的属县，本来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那里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灾荒，更见出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毛泽东对于黄炎培的汇报，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对陈丕显说：“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至于“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就为陈丕显制造谎言隐瞒真相作出了暗示。
过了7天，19日，毛泽东又给陈丕显电报《关于调查川沙等三县征粮情况》。原来是毛泽东收到苏南区委15日“给毛泽东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四十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个报告看来不是回答毛泽东交代的任务，但证实了黄炎培反映的情况，而且灾民不是二十万，而是四十万。毛泽东一方面告诉陈丕显，已将他们的报告“转给黄炎培”，但是“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陈丕显派专人或亲自去调查，是因为“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毛泽东有所怀疑，要求陈丕显“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总之，共产党解放了农民，不顾农民受灾，是死是活，都要马上“征粮”。看来毛泽东不是关心苏南农民遇到的重大灾难和困难，而是怀疑情况的真实性，只是苏南没有发生“抢粮”的“群众性骚动”而已。
毛泽东在处理苏南征粮事件的时候，不能不想到7天前他下达的指示。
果然，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怎么办？毛泽东叫陈丕显亲自和黄炎培去谈。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封《给黄炎培的信》：
任之先生：
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六月七日
不过，我们读了上面的介绍，可以断定，黄炎培的反映，主要面是与事实基本符合，“未尽符合”的部分并不重要。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往昔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派陈丕显登门感谢才对，但毛泽东强调的是“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巧妙地拒绝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与监督。
三年后，当梁漱溟说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的话时，龙颜震怒到失态的地步，竟然在怀仁堂大庭广众之前表态：“我声明：确是‘拒谏’。”毛泽东不但对于“反革命”，就是对于农民，何曾实行过“仁政”？
这是发生在渡江后第一年之内，南方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几个月之后的事件。中共打天下以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为号召，可是毛泽东对于“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并不关心同情。他唯一关注的就是“征粮”和“镇压反革命坏分子”，把任何群众性的事件都归结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这个思路一直延伸至今，我们在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中都看到毛泽东的阴魂。
历史是一个有趣现象：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当初发动农民暴动起义的时候，往往就是以减租抗租为“煽惑”群众的口号。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这些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他们就是国民政府必欲杀头的“反革命坏分子”。国民党越镇压越引起反弹，毛泽东越发有了“煽惑”群众的口实。现在主宾异位，毛泽东成了统治者。所以，在他的记忆、想象和思想资源中，对于“群众性骚动”只会产生“反革命乘机煽惑”的推论，只会作出镇压的决策。当初毛泽东煽动农民暴动是为了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夺取政权，而此时的农民“群体事件”不过只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丝毫没有推翻政府的目的。毛泽东根本不懂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如何处理“群体事件”，中共也只是在瓮安事件之后，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用六十年的统治，明白了这个道理，代价虽大，但收获还算不迟。
（三）翻身农民交爱国粮
现在让我们退回到1950年，那个解放后的第一年。那时，共产党进驻江南农村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收公粮，因为进驻的军队要吃饭，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还要供应城市。他们“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可能随身携带口粮。
怎么办？就是征收公粮。“跟闯王，不纳粮”那是历史神话。城市的工人、职员、学生欢庆解放之后，不用“纳粮”，农民欢庆解放之后，马上就要“纳粮”，不过那有一个动听的称呼，叫翻身农民交爱国粮。
194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地处昆明西北，相距大概200公里今属楚雄自治州的永仁县在一个月之后的1月10日，解放军才进驻接管。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成立。永仁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首先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粮剿匪。剿匪是军队的事，征粮涉及到每家农户。全县共计征得粮食1094万斤，其中还补交了1949年的公粮328万斤。这就是说，要追缴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粮。为什么补交的数字只占总数的30%，就不知道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举措都坚决反对彻底否定，有意思的是夺得政权后，而且跨了年度，却要追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公粮。这就是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吗？
那时，永仁县的人口数不知道。在网上查到2002年该县人口为10万人，那么1950年的全县人口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城镇人口，实际交粮的农民数量大概在3万人以上。因此，1094万斤征粮意味着每个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平均最少要分摊300斤左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老少平均，可能是一个人的大半年或一年的口粮。那时，亩产很低。本来起征点定为150市斤，计算一下，全县还征不到100万市斤粮食，后来改为120市斤为起征点，从121市斤起征，120市斤以下免征。据说，这个120市斤免征的政策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这样做，因此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以上史料出自《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的《永仁县1950年征粮工作》。该文是根据徐忠等四位作者的口述整理的。徐忠他们作为曾经参与征粮的干部，圆满完成了任务，感到自豪，因此念念不忘，铭记在心，认为有告诉后人的必要。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当然也保留到现在。作者们说：“征粮实际上是一场阶级斗争，土豪劣绅大粮户（封建地主），竭力反抗和破坏，其手段：一是制造谣言扰乱人心，说：‘共产党宣传反三征，到头来还不是要交粮，而且还更厉害’，‘先是给你叩头，中间点头，最后是杀头。’我们征粮队伍里也有不纯分，有意制造混乱。记得到拉姑的工作队员中就有人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标语有意写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毒害人民’贴在村公所墙上；二是施用美人计，拉征粮干部下水，破坏征粮，如啊朵所姓盛的一户地主，干部下去酒席招待，让女儿扭秧歌欢迎，拉干部下水；三是部分地主趁机向佃户逼租逼债，把公粮分散隐藏在佃户家。”这些情况或许是事实，但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新认识，恐怕会有不同的观感，那些谣言标语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真话实话的人，给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最后杀头”。
我还想到一个疑问：共产党曾经宣传国民党横征暴敛，那么共产党的征粮，理应比国民党的征粮少得多才对。《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的《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提供了回答的资料。该文作者闻从善回忆道：武定县人民政府也是1950年初建立的。“新政权的一切财政支付，大部分靠1949年和1950年征收来的‘合理负担’（公粮）中以实物大米支付。”作者没有说武定县征收公粮的数量，但透露出一个概数。武定县设5个区，每个区设一个粮库。作者在四区，每年入库粮食在180万斤以上，因此全县每年的征粮数也在千万斤左右。如此之多的公粮就需要仓库贮存。可是“1949年前，武定没有像样点的仓库。为了解决征收入库的仓容问题，只有大量地借用民房和没收来的地主恶霸、土匪住房，以及公房、庙宇作粮仓。”查楚雄地区在昆明以西，处在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期正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理应征收大量公粮，供应几十万远征军使用，但是这里竟然没有现成的库房可用。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共产党的征粮数量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征收的公粮少，可以随征收随送走，县里不必建立贮存的仓库。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前面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华东地区的情况。看来当时全国的政策基本一致，这就是第一，哪怕是1950年才解放的地区，也要追征1949年的公粮。第二，征收公粮的数量是相当高的，比国民党时期要高，高得多。第三，即使是遇到天灾，也不给予减征免征。这当然都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党解放后的第一年内，像浦东这样富庶的鱼米之乡也发生了灾荒，灾民竟然达到40万人。华东有的地区，发生了群众性的抢粮骚乱。正因为有了开枪在前，所以毛泽东批示：“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至于群众的抢粮那是因为横征暴敛，逼得群众生活困难，无力耕作在先。要是说这是“违法”，那么这被美其名曰“爱国粮”、“合理负担”的公粮才是违法、恶法。其实，当时哪有什么“法”啊！
194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于反动派“绝不施仁政”，那么对于农民该“施仁政”吧？可是他对于农民可有一点仁慈之意？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施舍之政？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才七个月就下达了镇压农民中的“反革命坏分子”的批示。从此他把中国农民一步步引入苦难的深渊，至今也没有“翻身”。
毛泽东不是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人民的大灾星。
那时的农民骚动其实是抗议、反抗共产党的横征暴敛。毛泽东是镇压农民“骚动”反抗的元勋。
（2009-2-17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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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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