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访问题系列调查: 上访的代价（6）
2009-03-27
信访问题系列调查报道之六：农民访民要人权
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存在了50多年的信访制度是百姓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在一些访民和民间人士的眼中，信访制度已陷入无能、欺骗和暴力的误区。很多访民反映说，他们因为进京上访成为官方打压的对象，人权受侵害的案例不断发生。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诉和批评，本来是一项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很多人的上访路却荆棘丛生、血泪交加，很多人为上访付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中国的访民遭受严厉打压的根源何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了中国众多上访人和各界人士，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试图从信访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寻找答案。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生活的苦与乐被认为是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最近一两年来，黑龙江、山东等上万名访民多次发表致中央政府的签名公开信，要求保护访民权益。在这些人当中，失地农民占大多数，黑龙江失地农民还发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震撼。这一集的报道就通过访民中的最大群体——农民访民的视角，继续透视民间对信访制度产生强烈不满的根源所在。
农民上访受打压重
农民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大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村经济、教育、医疗条件普遍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人的收入比城市人少得多。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将近31倍，从1978年的133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4140多元，但还是比城市人均收入少9400多元。江苏独立分析人士张玉祥先生分析说：“二元社会结构之下，农民根本不是正常的公民待遇。不能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稍微有了一点经济上的提高，就没有矛盾了。丫鬟她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但她是个健全的人吗？她没有任何权利，见到组织要下跪的，她也不是完整的人、独立的人。政府和人民之间现在就存在这样关系，你说提高农民生活，他不饿肚子了，就没有矛盾了吗？而且现在也并不是说农民就不饿肚子了。”
农民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往往跟征地补偿有关。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由以村、乡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为30年。但从九十年代开始，各地开始出现非法征地现象。专家估计，目前全国有失地农民4000多万。张玉祥先生表示：“中国现在城市化，第二个农村的小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现在开发商啊、官商勾结很多，把农民土地征过来，不是按照国家政策去赔偿。农民上访一个是因为没有讲话的地方，他就很朴素地到上面去看，也是抱着一些希望，相信国家明文规定的东西，比如《宪法》、《拆迁法》、《土地征用法》，只有把它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一点都解决不了，也不是实际情况，但这解决的概率太小了，大部分人无功而返，被抓、被关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的。它上面给基层政府有些压力，要求地方基层上访人数要控制，要维护所谓的稳定。”
以湖南省江永县粗石乡为例，据该乡第六组失地农民代表蒋先生介绍，他们乡几百位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2002年被县政府批给开发商兴建小商品市场，农民对补偿条件不满，没有签署征地协议，但是县政府2007年下令强行在农田果园上施工。蒋先生说，他们几位农民代表进京上访，不仅没有对解决问题起促进作用，反而被江永县公安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拘捕，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获释。获释后继续受到警方的监视、跟踪的蒋先生在谈到农民上访容易遭到打压的原因时说：“农民主要是不齐心、没文化、没后台、没权力，告不起啊。我们没有罪，肯定是侵犯我们的人身权。”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2003年一个调查发现，进京上访农民中，反映政府打击、拘捕带头上访农民的占50％多，受打压形式包括被关押、拘留、被干部殴打、被干部指示黑社会人员报复、被抄家、没收财物、连累家人被干部殴打、被政府罚款、房子被毁坏、被劳教或判刑、被挂牌游街示众、被强制进入信访学习班。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二十世纪初信访洪峰出现至今，农民访民受严重打压的情况一直在持续。中国民间的监督网负责人王金祥先生说：“关于基层的农民受打压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法院判决是有问题。本来司法机关是应该监督行政依法行政的，但它没有替农民说话，农民要是起诉的话也往往是败诉。农民没有地方说，只好去上访，上访对地方不利，加大打压力度，就恶性循环了。”
基层政府问题多
地方官员在征地过程中违规操作、与开放商勾结、侵犯农民权利是失地访民反映的普遍问题。江苏南通市37岁的张华女士告诉记者，她和母亲承包的2.88亩土地被强征，住房也遭强拆，因为到南京和北京上访，她本人3次遭到地方干部的非法关押。张华说，她坚持上访是为了反映地方官员在征地中作假、违反国家规定的不准征收基本农田政策问题：“我们是基本农田，它（地方政府）把我们上报为荒地，低价出让。没有开听证会，没有经过我们老百姓的同意，他有市政府的批复，但没有市政府的公章，强拆违法，而且非法拘禁我们。”
有专家统计，1999年－2004年期间，中国各地报告发生土地违法行为共有100多万起，涉及土地面积500多万亩土地。中央政府也意识到非法征地现象的存在，多次发布文件予以禁止，2006年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对非法征用耕地、侵犯农民权益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尽管如此，各地非法征地现象还是继续存在，仅2007年上半年土地违法行为就发生2.4万多起。张玉祥先生表示：“国家大法、国家政策不能说你们去抢农民土地，但是有一种叫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敢明目张胆这么做，而且不怕农民去上访，那它肯定是得到上级或更上级政府的默许。现在农民上访的很多，有哪些官员因为农民上访、征地问题受处分的？广东汕尾太石村事件之后那张德江还不是好好的在那边？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是很先进的，游行示威也行，言论自由也行，其实不可能的。”
农民上访关注的突出问题除了失地补偿问题外，还跟环境污染有关，如贵州省贵阳市信访局发现，环境污染是当地农民信访反映的仅次于征地补偿的第二个大问题。另外，司法不公正、税费负担重也为农民访民所关注。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曾在一个信访工作会议承认，近年来，中国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增加，多数是因为基层政府存在问题。王金祥先生表示：“地方官员指一部分腐败分子他们为了搞自己的小金库、盖办公楼、豪华车，这个钱主要从土地这个地方来、从盘剥农民这方面来。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伤害更严重一些，也许是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管束不力，而且监督机制缺乏，公民监督和由上至下的监督效果都是比较差的。”
除了在家务农的农民以外，中国每年还有1亿3千万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农民工上访主要跟工资拖欠有关。以吉林省延边州为例，该地区2007年共接待反映工资拖欠问题的农民工集体上访256批，涉及6千多人。张玉祥先生说：“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也好，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也好，它这个根本制度没有改变，政府不给人民权利，没有真正的公平，矛盾是会不断的产生的。制度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人民没地方说法。我估计要在中国大陆收集冤假错案、上访这些东西，那恐怕是叫罄竹难书，没办法写的。”
农民要人权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准备举办奥运期间，黑龙江富锦市数千名失地农民代表杨春林等人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在访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杨春林2008年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5年，另外两位上访维权代表被判劳教。江苏常州市武进区2000户失地农民上访代表陈士清先生说，他也曾向地方政府提出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出具任何手续，把我们田强征了，把我房子强扒了。我们上访就给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抓回来，给我劳动教养一年，又非法拘禁我，关在宾馆里。我们要人权，地方官员他说，你要人权到美国去。”
中国有调查发现，进京上访的农民表示因上访受打压迫害后还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占90以上％，表示要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也占80％以上。实际上，过去一两年来，中国各地农民上访无效后，静坐示威、甚至与干部或警方发生冲突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目共睹。张玉祥先生说：“政府与人民不沟通，不对话，造成很多民众对政府反感。政府以为控制上访人数就营造了一种社会稳定、社会矛盾都没有的假相，其实要上访的群众很多。民间的积怨没地方输导，然后这些司法机关、所谓的行政机关又不是真正为人民办事。他们办事第一要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政府形象。如果不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开放党禁、报禁，人民没有宣泄的地方，这个矛盾都压抑在这里了，越压积的越多，其实对它自己也不是好事情，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的。”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新措施，试图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文件特别强调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在农民，难点也在农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所作的信访问题系列调查报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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