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访问题系列调查: 上访的代价（2）（图）
2009-03-13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系列调查报道之二：访民的敏感身份
法新社
图片：北京一法庭外，备受冤情煎熬的访民手执诉状， 希望引起关注。（08年4月3日 法新社）
在中国各地，访民遭到公安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殴打、被任意拘禁关押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很多访民说，他们的人权状况是中国最黑暗的一个角落。记者在采访访民的过程中，最常听到访民说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是罪人”。这一集的报道就先来说说访民这个群体，谈为什么访民的身份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敏感，下面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黑龙江的访民解释他们最初上访的理由：
“我的房子给抢掉了。”
“首钢拆迁办指使河南人到我家拆迁、抢，我的冰箱彩电、公房两间私房三间、家产现金全部都没有了。”
“我自己上访的事是因为司法局属于迫害我的法律服务所的，不让正常经营。”
访民往往是权益受害者
显然，多数访民都认为自己因为权益受到侵犯才走上上访路。2008年3月，黑龙江、山东等地一万两千名访民发表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公开信，把访民群体称为中国56个少数民族之外的“第57个民族”。这些访民说，访民群体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行政侵权和司法侵权行为的结果，这些侵权行为导致很多农民失地、居民失房、工人下岗、老病无保障、司法冤案丛生，他们之所以上访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有效维护他们权利的法律救济途径。中国关注信访问题的法制记者李鸣先生说：“因为基层说难听点就是土皇帝，违法行政、违法办案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上访人员应该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而且是最底层的，有的就是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为此去上访，甚至有点借了外债去上访，整天提防着别被抓走，回去以后别被关押起来，它是包括经济上的重负和精神上的压力。”
中国的信访总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呈上升趋势。2000年以后，中国官方公布的每年信访总量都维持在1000万件以上，包括重复的案例。国家信访局官员曾承认，民众集体来访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拖欠工资、下岗后再就业困难、缺乏医疗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农民来访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税费负担重、非法违规占地现象多、补偿标准低而且被层层节流克扣。另外，还有很多重复上访案例涉及法律诉讼的判决、城镇拆迁安置、干部违法乱纪、环境污染等。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分析说：“信访实际上还是封建时代的寻找清官心理的反映，在古代可能还有包青天，在现代恐怕是连这样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寻找包青天可能是更加困难。这个上访的行为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聚集了很多怨恨、很多矛盾，就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看成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学者不敢研究，官员不敢面对。”
失地农民上访要求得到合理补偿，下岗工人和复员军人上访要求按照国家政策得到合理安置，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上访要求赔偿，被法律拒绝立案的艾滋病患者上访要求诉讼权利得到保障……显然，多数上访者的要求都和自身权益息息相关。2008年四川汶川等地发生严重地震灾害以后，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也走上上访路，要求政府调查学校教学楼质量问题。辽宁的法律专家陆光先生注意到，中国出现的上访洪峰跟目前的法律环境有关：“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还是一个人治社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发挥不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造成大批访民脱离了法律程序，直接走上访。有的老百姓正在委托律师代理，他突然解除代理了，说我不打官司了，我要去上访，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法律。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现在确实存在法律不公，保证不了公民的诉讼权利。”
访民动向关系到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一向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信访问题和访民的动向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目前没有公布全国访民的具体数字，一些进京上访的访民自己估计的总数是一千万以上。北京是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各大信访机构的聚集之地，官方承认大量访民进京上访给北京的稳定造成压力。中国社科院2007年一个调查显示，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上访村在最后一次被拆除之前，平时访民的数量大概有两千，北京有重大政治活动时，人数会增至万人。中国媒体引用信访机构内部人士的话说，上访村访民规模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大，实际人数固定在五六百人，多数是老上访户。四川籍异议作家、《中国上访村》一书的作者廖亦武先生说，访民的总量很难统计：“他们的地点不断发生变化，重复的有，四川有个陆大春，9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上访，有些老的案子，因为常年在外面奔波，也焦虑，对他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身体状况的变化也是一方面。或许到了北京到了中央还好一点，越到基层越黑，或许你还没有走出他们的管辖范围，然后就被给弄回去。”
每个访民都有自己的个案，一个信访案例少则涉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多的则涉及到数百甚至成千上万人。以福建蒲田维权代表黄维忠一案为例，黄维忠代表当地10个村子的失地农民上访，并向当地法律提起诉讼，在上访诉讼无结果的情况下，黄维忠曾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游行示威，遭到拒绝，2006年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三年，目前黄维忠已经获释。曾做过黄维忠代理律师的陆光先生说: “追究黄维忠犯罪，这不过是一个借口，是迫害他的一个理由，他们就是想把黄维忠带领群众诉讼上访维权打压下去。黄维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感觉到自己被中国的法律欺骗了，他一直坚信法律能解决他的问题，但后来他被法律给扔到监狱里去了，他反而成了有罪的人。”
中国信访条例规定集体上访要推选不得超过5人的代表。一些访民在多年上访无结果的情况下，往往大规模集体上访，有时还会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也就是官方所说的“群体性事件”。中国信访条例在保障公民上访权的同时，也要求信访人依法信访，超过人数限制的集体上访、有“过激行为”和“非法缠访闹访”行为的人可能受到惩处。官方媒体2008年7月曾报道，四川成都市有少数人违反法律规定，在上访中采取过激行为，缠访闹访，围堵党政机关大门，静坐、打横幅、呼口号，妨碍了正常办公和社会秩序，遭到刑事处理。谈到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中国一个省级官方电台信访节目特约法律顾问方先生说：“这一块很可能因为他们在信访的同时，触犯了其它的法律，据我们了解，也有这样发生的，因为他人多、堵路，可能扰乱社会秩序。从目前信访来看，如果你信访按照《信访条例》走下去，我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湖北民间的中国监督网负责人王金祥先生有不同看法：“上访人一般是比较讲道理的，他是依靠政府，把问题向上级政府反映。没有地方说话，他们也得找个地方说话，公民也得有言论自由，一般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他们都是比较文明的行为。”
访民参与人权运动
访民的身份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敏感，另一个原因是访民上访后提出改善人权状况的诉求。上万名访民在致中央的公开信中说，我们上访群体反映的问题通常都与地方权利腐败有关，所以在合法上访过程中常常遭到权力主导下的进一步迫害，如威胁、监控、跟踪、骚扰、软禁、殴打、关押、拘留、劳教、判刑、关黑监狱、关精神病院，有的上访者还被权力部门雇佣的黑社会人员追杀在上访路上。公开信引用两个调查结果说，上访群体中40％左右的人遭到过拘留劳教殴打，上访群体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和生命财产权的保障。 他们要求允许访民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说明冤情，允许访民出版刊物、设立网站，允许访民抗议政府的侵权行为，允许访民成立自己的组织。访民还要求政府明确截访违法、追究截访的罪责，保障上访人的人身安全，释放一切以各种形式被关押的访民。陆光先生注意到这种访民思想方面的变化：“开始很多老百姓走上访或者诉讼都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诉讼，但是法律渠道却遭到人为的阻碍，后来这些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反而把思想境界提高了，变成关心国家政治改革、关心人权、关心民主、关心社会进步。”
中国社科院学者一个调查显示，560多名进京上访民众中，70％以上的人都表示，他们坚持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上访后遭受的打击迫害给个说法，表示“不上访了认命”的人不到6％。以往，中国人权运动主要参与者主要是成立地下政治党派或组织的异议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以及受打压的家庭教会成员，现在，来自民间的访民自发维权活动成为中国人权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一些访民在上访过程中，自学法律，不仅自己上访，而且帮助他人上访维权，有的公开批评政府政策，倡议组织集体抗议活动，要求改善中国整体的人权状况。在政府官员的眼中，那些高调要求改善人权状况的访民可能是最令人头疼的“钉子户”，但在民间人权人士的眼中，这些访民也许是中国最有效的人权理念传播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所作的信访问题系列调查之二，后续报道请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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