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对中国军队占领了大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台湾、海南等岛屿和西南地区的情势，国民党最高层与蒋介石的军事战略计划与措施恰恰同中国最高层与毛泽东相反。他们注重台湾，而忽略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上层眼看大陆东南即将不保、两广也难以坚守，曾就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财、文中心撤往何方，进行过一场讨论与争论。许多高层人士凭抗战时西撤的经验，主张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取居高临下防守之势，负隅顽抗。这样虽说防备中国方面进攻的难度较大，可却有偷袭中原、重占东南之便。但反对西撤的人认为，今日的形势与抗战初绝不相同，解放军兵力充足，攻势正盛，而且熟悉地形，与民众联系较紧密，远非当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军所能相比。因而国民党军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则将不能阻挡共军的凌厉攻势。这时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首要之举是先躲避解放军的进攻，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以图再举；若退往西南，不仅不能躲避解放军的进攻，而且将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
蒋介石毕竟有多年的军政经验，因此很快就否决了西撤论。虽然他在1949年表示要坚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 年10月广州失守后，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暂先迁往重庆与成都，还令胡宗南大军在川西平原与解放军决战，但实际上蒋介石在1949年的军事战略中，充其量只是将西南战线作为一个“偏师”。
蒋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决策：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他接受了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策。张其昀等东撤论者向蒋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后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军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其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其二，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其三，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大西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其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国怀抱后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台岛受红色“污染”不多，中国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 事件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形，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吴相湘：〈张其昀治学兴学〉，《民国百人传》，第4 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有关张其昀的文章）。
历史证明，张其昀的建议是颇有见地的。1949年国民党最高层在战略决策中将台湾作为避难所与“复兴基地”，对兵败垂危的国民党来说，确为上策。
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为实施上述战略决策，把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 年12月24日，蒋介石就命最忠诚、干练的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2月29 日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协助陈诚总揽台湾党、政、军大权，这是国民党最高层为退守台湾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 月10日，蒋介石命蒋经国赴上海会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著俞将库存共值3.7 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与外汇秘密运往台湾（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页32）。接着又从北平、南京运出文物5，000 多箱，分三批运往台湾。1949年 3 月12日，《中央日报》也迁至台北出版。1949年4 月底中国军队渡过长江后，蒋介石于5月迁居台湾，6月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下设八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最高领导核心。7 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任主席，统一指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项事务与工作。在此前后，蒋介石对台湾本土及外围各海岛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军事防？？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月16日，陈诚宣布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统一指挥台湾、福建等东南地区的军事。同时，在台湾实施一系列整顿与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治安、党务等方面的措施，大力破获与惩处中国地下组织与反叛人员等。到 1950年中，台湾各方面的形势已基本稳定下来，军事防卫也得到了加强。
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在重点经营台湾地区的同时，仍十分重视西南地区。在1949年4、5月间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蒋介石一方面大力经营台湾，一方面仆仆风尘奔波于广州、重庆、成都间。8月4日长沙程潜起义后，蒋介石于8 月22日再次亲临广州，部署广州保卫战；又于8月29日到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提出与制订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与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西南防御重点，西起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西部，构成所谓" 西南防线".蒋介石命胡宗南军事集团共13个军约20万人，在从岷山至秦岭、大巴山一线构筑防线，防止解放军从北面由陕入川；命罗广文第15兵团3个军4万人部署在川东北与重庆四周；命孙元良的第 16兵团3 万人控制巫山、万县、忠县一线，扼守川东门户；命宋希濂部8 个军10万人防守巴东、恩施、咸丰一线，防堵解放军从鄂西、湘西入川；再往南，与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贵州、广西联成一气。
同时，蒋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广州失守前后，部署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行政院等中央党政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等党国要人也随之驻节重庆，并在报刊与社会上大造" 防守大西南" 的舆论，给世人以“迁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印象，藉此将中国的注意力与战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实际上，蒋介石部署“西南防线”，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够，充其量仅仅把此战线作为国民党军的一个偏师。这从1949年8 月底蒋介石的态度就可看出，当时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在重庆晋见蒋介石，陈述意见并要求蒋介石常驻重庆或成都指挥西南军事，蒋托辞婉拒，“以情势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劝慰，告以不能久居”（蒋经国1949年8 月29日日记。参见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台北：中正书局，1976），页118）。可见蒋并不把他的“基地”与战略重点放在西南。
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在1949年战略决策中对西南战线作出如此的处置，则西南战局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文章定位：
